內容發展分項計畫　/　李佩瑛

 

(圖一)IBM的Watson與友人

　　如同NOKIA廣告的標語「Connecting People」(中文譯：科技始於人性)，機器翻譯也是從這樣的概念萌芽。由於時屆美國與蘇聯的冷戰時期，雙方雖然軍事方面沒有全面衝突，但在科技領域仍暗中較勁，於是解讀蘇聯的活動與技術文件成為美國政治圈相當重要的課題。MT也就由一般去除語言障礙目的轉為軍事優先考量。

在1953年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 1953-1961)上任之後，由私人翻譯Leon Dostert主導關於翻譯方面的事務，也曾經於中情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服務，他曾被邀請至喬治城大學設置語言與語言學機構，替政府訓練語言學以及翻譯相關人才。他在參加1952年於麻省理工舉辦的第一次MT會議之後，由原本對機器翻譯的存疑轉為熱衷，積極想實現與展現機器翻譯的可能性，他找來舊識、同時也是IBM的創辦人Thomas J. Watson一同展開跨機構合作。(圖一)

(圖二)IBM701型電腦，New York Herald Tribune形容如同網球場般大。

基於政治因素，實驗展示以俄翻英為主，但只運用了六種規則、250個字彙與有限的句型，並以IBM原提供美國國防部使用的IBM701系列電腦進行運算。(圖二)

IBM701的辨讀方式是靠讀卡機，所謂的卡片上有80個欄位，可用欄位共72個(圖三)

(圖三)IBM701型電腦辨讀的punch card。

　　此需先鍵入並儲存於中間磁鼓記憶體(intermediate drum storage)才能辨讀。實驗展示由一位對俄文並不熟悉的女性操作員以英文字體鍵入”Mi pyeryedayem mislyi posryedstvom ryechi.”，電腦經60000次的運算處理過後以打字方式輸出“We transmit thoughts by means of speech.”， 接著她又鍵入一連串的字彙“Vyelyichyina ugla opryedyelyayatsya otnoshyenyiyem dlyini dugi k radyiusu.”輸出的結果則是“Magnitude of angle is determined by the relation of length of arc to radius.”。(圖四、五)

　　屏除實驗中途曾有兩次當機之外，此次的實驗展示可以說相當成功的表現了機器翻譯的可能性，也引起當時媒體爭相報導，試想只要靠著這樣的機器，便可以將自己完全不熟識的語言轉換成自己的語言，對於一般大眾這也無疑是劃時代的創舉。

(圖四)女性操作原正在輸入文字在punch card上。

　　對於俄國人來說，這樣的展示也頗具威脅性，於是也從史達林(Joseph Stalin, 1879 -1953)死後開始進行機器翻譯的實驗，並於1956年初展示相關成果，系統依循IBM-Georgetown的模式。喬治城大學則在1956年初獲得一筆國家科學基金，展開大規模的俄翻英研發，並組織了超過20位研究人員，1957年研究人員由原先的二大組轉換成自由競爭的方式而細分為四個不同項目，藉以延伸各種不同的研究方式可能性。但這些研究在1964年ALPAC出現之後則進入機器翻譯的黑暗時期。

(圖五)翻譯結果以打字方式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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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連結：
1. Machine Translation: past, present, future
2. Machine translation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3. Machine translation and computer-based translation - publications by John Hutchins
4. SYSTRAN Language Translation Technology
5. IBM Archives: 701 Trans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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