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錄的藝術、藝術地紀錄：淺談「田野、器物、繪圖：陳奇祿先生原住民圖誌特展」

拓展台灣數位典藏計畫 專任助理──郭東益


藝術本身往往是因為記錄、或是反映當下的文化、社會氛圍，透過創作者自身的經驗體會，以及技術理解所創作出來的一種物件。從一種比較工具性的觀點來看，這些目前承載著「藝術」意義的文化實體，在製作的當下可能有的只是為了滿足一般人最基本的期望訴求：不管是情感的抒發、靈感的捕捉；或者更入世地，這些創作只是想填飽肚子（像是古時藝匠(甚至是大藝術家)以為人肖像為生、或是早期台語片的電影海報）、討人歡心（像是大文豪也是要寫情書追美眉的...而且因為其特長所以說不定更好追）、研究的興趣（這也是本次我們查訪的主題）...等等。創作當時的動機或許很複雜，但是這些藝術創作的軌跡對今日我們的重要性卻很容易理解。有了他們，我們對於想要了解的客體有了更立體的脈絡，不管這個客體小至一個人，大至一個時代、一個社會。而這些本來是記錄另一個客體的藝術主體，如今也在我們這些分析主體的角度下成為了另一個分析客體了。說到這裡，什麼主體客體、藝術社會的...感覺還真是難懂（或許我說的這麼繞口，才是最難懂的，歹勢！）。當以這個前提來看這次在國立台灣博物館展出的「 田野、器物、繪圖：陳奇祿先生原住民圖誌特展」，我們應該可以用一種更宏觀的眼光來看這些有著藝術閱讀空間、又存在著時空記錄功能的展出品。



現年八十五歲的中研院院士陳奇祿先生是台灣文化人類學界重要的研究學者，其研究領域包含了中華文化、台灣、東南亞地區的土著文化，著作等身的他，也曾擔任過首任文建會主委、公共電視台籌備委員…等職位，對「台灣研究」相關的學術與文化以及今日文化學術政策的發展都扮演著先驅者的角色。除了學術研究的成就之外，年輕時期曾習學藝術的他，在書畫素描等方面都有高深的造詣，也使他成為一個具有創作技巧與美學素養的文史工作者。有了這一層創意背景，當我們要透過他的研究紀錄來瞭解其研究領域與命題時，往往又多了一些美學解讀與意境抒發的空間。



正如特展開幕儀式裡，曾受陳院士指導的中研院院士李亦園先生所說，和一般記錄圖匠所做的記錄功夫相比，陳院士的圖誌紀錄作品「兼顧了真、善與美的層次」，而基於記錄的功能前提，陳院士的作品在「善」的層次則成就出了極具價值的成果。李院士認為，善的意義在於忠實的呈現，必須兼顧「達」與「合」的訴求，達到主體（畫家）與客體（被畫的對象）的高度連結。這一點值得我們好好思考，尤其在面對這些具有紀錄意義的圖誌作品。這些由陳院士以素描或繪畫方式製作的圖誌，在觀賞上與閱讀上的感覺確實和相片的質感有異、理解的方式也不同，因為它們加入了繪圖者個人的技術手法，尤其是筆觸、構圖方面，這些都造成了主體呈現的結果和客體展示的關係等方面，都比攝影作品的呈現微妙得多。



以這張布農族的竹製髮髻為例，這張相片提供了圖誌和髮髻的實體對照，陳先生的圖誌除了記錄下了描繪物的細節，畫中的那個髮髻呈現出的平實色調、略顯奔放的構圖筆觸，都為這個作品帶來了風格上的美感，但是也沒有忽略了細節的展示與記錄。透過對這個作品的理解與體會，我們可以得到的或許不只是這個髮髻對於布農族的人類學意義，也分享到了陳先生當時對這樣物品的美學感觸與表達風格。這正是本文開始所提的藝術層次，而這往往是超脫於創作的動機與背景的。

今日在技術層面的高度發展之下，我們有著比以前多出很多的記錄方式，來記錄我們的生活與環境、個人與社會、心情與理性。記錄本身確是一件十分奇妙的事：它可以是我們表達的主體，但是在另一個時空、另一個對象下卻是一個嶄新的客體，等待著另一個主體的解讀與分析。然而，記錄的命題並未消逝，對記錄忠實本質的追求也不該被忽視，如今我們應該重視的是，這樣錯綜複雜的關係，在今日資訊爆炸的社會，如何多花一點時間去體會和思考，以尋求更合乎本質的記錄道路。

2007-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