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台日書畫藝術交流與發展
幾千年來，世界各地的人們藉由書寫來記錄文化與歷史，書寫的工具從樹枝、刻刀、毛筆、鋼筆到今日以電腦輸入；書寫的材質從石板、泥板、紙張到今日的電子書。不同的表現方式呈現了不同時代背後重要的發展意義，而在漢文化裡，使用毛筆書寫更長達三千多年的歷史，是重要的記錄方式。
書與畫是文人雅士生活的附庸，在早期更是文人生活的一部分，並非如今日般多作為表現的工具。若要探討台灣書畫風格演變，較具體的可從明朝鄭成功入台大量引入漢文化開始追查，清朝期間科舉取士及渡海來台的中國文人，更促進了台灣書畫發展，此時期的發展大都屬於傳統穩健的普及。1895年，隨著日本入治台灣與西方教育制度觀念的引進，學習的方式與推廣逐漸有了改變，尤其在日治的五十年當中，教育學習的方式不同，台灣書畫發展也受其影響，風格逐漸演變，與中原書畫風格漸有差別。
日本統治台灣期間雖以發展日本文化為主力，推行日本文化和教育，但對於傳統漢文化的人文哲學仍非常重視，尤其書法文化傳統，除了是文人雅士生活的自然呈現，日方也積極推動、推廣。來台從事書法教育者如日下部鳴鶴的高足並擔任台灣總督府囑託的山本竟山（1863-1934）、來台遊歷的丹羽海鶴（1863-1931）、比田井天來（1872-1939）、書法教師西川萱南（1878-1941）等人，經由各種書畫會、書法叢籍、雜誌傳播等，逐漸改變台灣的書畫學習風氣。
從一個文化共同圈來討論，日本的文化發展上已有基本的漢文學習，日本來台的仕官文人多數具有漢詩文之教養，所以儘管語言不同，但都可以透過漢詩唱酬等風雅社交與台灣士紳溝通，書與畫正是最普遍的交流平台。
在台灣，日治時期這個充滿矛盾對立與複雜情感的年代中，透過詩書畫的藝術角度，我們是否能看見當時台日之間的人文交流呢？
圖1
台日書畫藝術交流
「細波千頃曳清秋，落日山容水潦浮。兩岸漁家歌不絕，月明唯在詩人舟。」（圖1）這是台灣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之作品。身為武官但仍作詩怡情的兒玉源太郎以文學、文化為融合台灣的方式，1899年，其於台北古亭區之別墅「南菜園」邀宴台灣詩人吟詩作畫，後又舉辦「揚文會」，廣邀全台詩人和韻，詩社興盛空前。
圖2
日本人在日治時期將台灣各式各樣的自然名勝景觀指定為台灣百景或文化史蹟，這樣的管理策略不難看出日人實是用心感受著台灣之美。台灣第八任總督田健治郎[1]於台北所作之詩：「南國又迎第四年，喜看松竹萬家聯。島國花笑常春境，不費蓬萊稱為仙。」詩裡描述至台灣已屆四年，字裡行間顯露欣喜之情，自覺心境宛如身在蓬萊仙島一般。田健治郎提倡對台、日人一視同仁，1920年，田健治郎於花蓮港引見高砂族一起攝影時的吟詩：「羽飾紅袍氣勢雄，若崩厥角表微衷。台灣艋舺大頭目，被擁蕃人入畫中。」作品右方且有「田園趣味」之刻印，紀錄了當時日本總督與原住民之間的關係。
台灣傳統文人在廢除科舉後，失去府縣學及仕宦等共同平台，因此只有在詩社聚會、文人雅集時才有機會展現自己的文化涵養與才華。台灣知識階層從與日籍文士互動的詩文場合中建立與官方的人際網絡，總督則從中展現自身的文化涵養與儒教政治，藉此進行懷柔治理。如正是台灣第十一任總督上山滿之進與新竹文人魏清德[2]的酬唱之作，上山滿之進於1926年出任台灣總督，在任近二年，任內特設文教局，並創辦台北帝國大學，聘請幣原坦為校長，設立文政學部、理農學部，在文政學部教授南洋史學、土俗人種學講座，發展台灣特色的研究，留有重要的記錄資料。
1927年在鹽月桃甫、鄉原古統、石川欽一郎等人規劃下，由總督府主辦的「台灣美術展覽會」，使新美術運動落實於體制面，推展西洋及東洋媒材新技法風格，水墨風景畫也強調融入作者感受自然的鮮活體認。當時淡水水氣絪縕之風景，正符合南畫表現所追求的矇矓氣韻，不斷有畫家在此創作。第一位將油畫技術與素材引入台灣的畫家鹽月桃甫也曾說過：「台灣是日本之中，自然色彩最豐富、最漂亮且富變化地方」。
圖3
日本近代化中對於自然景致的重新定位開啟了山岳繪畫的新氣象，石川欽一郎曾形容台灣「山峰線條強而有力」、「自然色彩飽滿」；水彩畫家丸山晚霞[3]則對台灣高山植物特別感興趣(圖3)，其畫作提供一種典型的台灣影像：高山、水牛和樟樹，此外更憑藉旅台印象談起「風景」定義，將台灣風景區分為形體和色彩、壯美與優美、風景和史景。
上述範例，不論從藝術或歷史價值上看皆深具意義，由清華大學中文系楊儒賓暨方聖平教授所蒐集的這些藏品，目前在清華大學通識中心謝小芩教授、馬孟晶教授、台文所柳書琴教授及清華大學圖書館莊慧玲館長共同主持下進行「日治時期日人與台人書畫數位典藏計畫」數位典藏工作。典藏網頁極清楚的呈現出日治時期書畫作品，藏品當中，不但多為珍貴的百年文物，且日治五十年裡三分之二總督的作品都有收集，總數多達407件。如此大量且有系統的收藏實為台灣所罕見，這些典藏在文化層面上呈顯出日治時期台日書畫人士往來互動的諸多情況。日本進入明治時期後，海外視察、旅遊、探訪史蹟的活動逐漸增加，漢詩與書法成為台、日人交流的媒介，日人也以漢詩、漢文記下他們的台灣感受，在種類上豐富多樣，不單只有文化藝術上的價值，對於解析日治時代的文化交流更具參考價值。
◆延伸閱讀：
[1] 田健治郎（1855-1930），日本兵庫縣人，漢學出身。台灣割日後日本內閣成立台灣事務局時，即為交通部門的代表委員，與台灣淵源甚早。1919年10月至1923年9月，擔任台灣第一位文官總督，治台標榜內地延長主義，方針為「內台一體」，開啟台日融合政策。
五月 11th, 2011 at 1:05 下午
請問這篇文章可以轉載到「日治時期日人與台人書畫數位典藏計畫網站」裡嗎？我是這個計畫的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