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尋台灣攝影軌跡
圖/文 簡永彬
1826年尼普斯(Joseph Nicephore Niepce)以光畫《Heliographic》來發表世界最初的戶外風景攝影,這種被稱為以「陽光的軌跡」來描寫景物的攝影術,把人類視覺的經驗推到「極限的牆致」。尼普斯用了將近6小時的長曝光,從自家的窗戶探究屋外世界的風景,左右兩側的屋牆都留下「光痕」運行的軌跡,他成功保留世界最初的風景照片的顯像。
11年後,另一個名為達蓋爾(Louis Jacques Mande Daguerre)的法國光學研究者則拍攝了名為「藝術家的工作室」,一張銀版攝影術(Daguerreotype)的靜物照片。
1839年8月19日,達蓋爾的攝影法被法國政府買下獨賣權利,發佈全世界,法國科學學士院並公開宣布當日為攝影術的發明日,攝影術的發明最終才被敲定。
尼普斯及達蓋爾的偉大不只「Heliographic」、「Daguerreotype」的發明,更因為他們開啟了人類對「光」極致的認識。由光的軌跡應用在攝影術,它不只改變人類舊的視覺承載經驗,也轉換、定著新的視覺態度。這「日常生活中交錯的視線」,在十九世紀文明的發展中,漸漸走向近代追求本質的企圖,尤其近代都會文明的焦點。「光」所呈現的現代光景,不只是藝術,「光」甚至造就了一切科學探究的根源。它打下現代工業的基牆,攝影術成就了它的光環。從此,冒險家、旅行家、政治野心家藉著新的攝影術,強行登陸被認為低一等人類的土地,恣意滿足他們窺視的慾望並挖掘新的異域風情,橫掃新大陸。
台灣攝影史的發展脈絡
在整理台灣攝影文化歷史的發展脈絡上(我想同樣的問題也會發生在其他攝影研究者身上),到底台灣人最早的拍攝者是誰?大約在什麼年代?這些問題目前依然沒有正確的答案,只能臆測大約可能發生1870年至1880年間,沒有實際照片出土之前,我們只能大膽假設這一段時期的成立。
回顧歷史,1858年英法聯軍之役後,清廷與英、法、美、蘇各國簽下天津條約及之後的北京條約,台灣正式開埠通商,在中法條款中註明為通商口岸的淡水,此後發展成為一個國際商港。因此以國外傳教士、旅行冒險家、駐台海關人員、自然人類學者為主,拍攝台灣異域風俗的照片,大多發生在1860至1890之間。其中最著名、流傳最廣者首推約翰‧湯姆生(John Thomson)1871年間所拍攝的溼版玻璃術(Ambrotype)作品。
1840年末期的林箴,已被大陸學者認定是中國早期的銀版攝影術使用者。林箴雖然沒有作品留世,但他寫了一本《西海紀游草》,其中有提到「神鏡」,並在美國出遊時,買了一套銀版攝影器具。1962年,大陸學者發現了中國第一張銀版攝影術作品,拍攝者是中國最早照相機自製者及照相化學實驗者鄒伯奇(1819至1869)。1850至1860年間,福建、廈門及香港已有十幾間銀版照相館開業,競爭非常激烈,雖然以外國業主為多,間接也培養當地不少門徒。香港最出名的中國籍人物肖像攝影家賴阿芳,1859年在香港皇后大道開設一家攝影社,店前掛出攝影家賴阿芳的巨幅招牌。英國著名攝影探險家約翰‧湯姆生,他讚揚「賴阿芳有高超的藝術鑒賞力」。
至於1850至1860年這一段期間,有沒有清朝人到台灣開業或旅行攝影而留下影像?或有沒有台灣人到廈門、香港入門當學徒,學成回台開業?這些問題成了追溯台灣早期影像可能性的一個懸案,如有可能,將比1860年通商港口開放後更早有臺灣的影像出現。
1853年至1854年間,廣東人羅森曾任美國銀版攝影家布朗(Eliphalet Brown.jr)的助手,之後布朗隨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馬登‧柏利隨艦前往日本及台灣北部。布朗及羅森在日本進行了半年的採訪,並深化影響進而開展了日本最早攝影術的萌芽。布朗拍攝的當時幕末武士(Tanaka Mituoshi,1854),也成為日本最早的銀版攝影術作品。1860年代後,陸續有上野彥馬、下岡蓮杖等早期銀版攝影家與荷蘭人學習攝影知識,開啟日本攝影術第一頁歷史。令人遺憾的是,布朗及羅森並沒有留下台灣影像,羅森沒有為自己國土地留下最早影像,實為可惜。
日治時期的台灣營業照相館
目前筆者整理文獻中,發現最早由台灣人開設的照相館是鹿港人施強在鹿港所創立的「二我寫真館」(1901)。另在整理客籍攝影家的數位典藏計畫中,也發現北埔開山始祖姜家,即「老姜」姜紹祖的兒子姜振驤,是北埔第一個拿相機的人,是台灣攝影名家鄧南光的叔父。姜家留有四切(即8×10)的玻璃版底片,猜測是1890年代間所拍攝姜家在天水堂前團體的家族照片,但也無法確立拍攝者。此外,在數位典藏頭份老照相館的蒐研中,得知日治時期「真影寫真館」的張阿祥老先生,現己94歲,幾乎可以確認是從日治時期營業寫真館碩果僅存的人間國寶。昭和18年(1943),張阿祥受日本櫻井組望鄉山製材所委託拍攝《拾週年紀念寫真帖》,記錄當時櫻井組開採阿里山山林及製材工業的實況寫真,是少數台籍攝影師擁有的成績。
張阿祥的師父張鼎雙先生,早期拜開立在台北太平町一丁目(現延平北路一段)的「羅訪梅寫真館」羅訪梅為師。羅訪梅是廈門人,在當地幫人畫肖像的畫像師,受到攝影術的衝擊,不得不進而學習攝影術,後再開寫真館。1910至1920年間遷移台灣,已是台北大稻埕非常有名的寫真館。
1931年,從東京寫真專門學校第一名畢業的彭瑞麟,回國開設「アポロ写場」(後改名為「亞圃廬寫真館」),地點就在太平町二丁目,與羅訪梅寫真館只有一小段距離而己。彭氏在他的照相札記《回想の写真》中有提到,期間曾遇到同業的妨礙,必須說服理解能力欠缺的顧客,或因為拍照的價格高於城內日本人開設的相館,曾被只看價格不看品質的顧客指為賺取暴利。之後,在某一日中午,有人在彭氏的照相館前放了一槍,據說是羅訪梅寫真館裡的人開槍,意味警告。不過這無法求證,只可以讓我們了解當時競爭之激烈。
歷史影響時代風格
彭瑞麟就讀寫專時,就以「三色カボンー転写法」(Carbon Process)天然照相法洗製的彩色作品「靜物」入選東京寫真研究會之「研展畫集」第二十一輯(1930),這一張作品是台灣人第一張以黑白玻璃片洗製而成的彩色照片。筆者在整理其作品時,曾在一張小相框的背板,發現他另一張三色轉染天然寫真作品。這些永久不變色統稱所謂「Pigment Print」的古典技藝,是歐洲十九世紀未流行繪畫主義風格的攝影技法,傳到日本大約1910至1920年代間,是日本「芸術写真」的主流風格。而各國業餘攝影愛好者所謂的「攝影沙龍」或「國際沙龍」畫意風情(Pictorilism)的意境表現,隨著各國政經氛圍的不同,營造業餘趣味的走向甚至藝術況味,有少許不同。台灣在這一段攝影沙龍時期,無形養成「業餘領導專業」的局面,世界攝影十傑、博學會士、碩學會士等國際沙龍競賽制度的常勝軍,儼然變成指導者,縱橫攝影沙龍王國數十載。雖然,其中有影像風格訴求的不同,如中國會的大中國山水畫意、台灣會的紀實鄉土采集等,透過比賽制度一種審查制度公約的審美及取捨,或者連合同好組織攝影俱樂部,大抵來說,個人角度在大的主流意向中,很難有較突出的個人視覺表現,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在1960年至1975年之間所登場的資深攝影人,在鄉土紀實的風格中,令人憶舊的時代緬懷高於個人風格。「沙龍」這個名詞變成一個時代氛圍,集體的記憶及被批判的形容動詞。六○年代的寫實潮,評判日治時期的藝術寫真為「沙龍調」或「軟調面」。八○年代的報導攝影群,看不慣六○年代的紀實鄉土、又框上「鄉土沙龍」。八○年代高幟的報導攝影,又被九○年代中後期的攝影人喻為另一種「報導攝影沙龍」。
科技、歷史與典藏
近年來影像數位化已不是檯面上問題,它已明確告知新一代的影像價值的「君臨」,根本不需要再去爭論傳統黑白暗房與數位藝術的價值。傳統黑白勢必走向歷史,就如早期從銀版攝影、溼版攝影、乾版攝影,變成一種古典技藝的趣味被人典藏,數位化就如同早期尼普斯以光畫「Heliographic」打破迷思、擴展視野的威力。影像數位所帶來的衝擊,未來甚至無法用趨勢預測,它無限量連結多面樣性的藝術裝置走向二極化。一面向外,無所不能的結合產業消費,擴展功能、普及全球化的恩澤。另一面向內,走向更私密的無限,遊走在自我身體的感官的迷思。一外一內,如同自己生命的地圖,虛與實影像本質的原罪框架,交向不知的未來。這種感覺如同台灣今年的八八水災一樣,人類過度開發自然資源,導致大地反撲。而數位藝術所窮極自我身體細微神經的感官刺激,無疑更走向異質神經,偏離原本人類本性的軌道,無法言喻的迷網更加落陷。2007年我曾參與韓國大邱國際攝影雙年展,日籍策展人飯田耕太郎先生編策一系列作品,其中隱喻攝影家自己與食物、餐盤無性交媾的繁殖生物畫面,令人深思。
物極必反,所有新事物的發展必有它發展的必要。然而,對於原本己安穩發展所謂舊的傳統,它就是一種文化,無法割捨的符號,如同台灣原本的美麗山林,就在那裡,等我們去吸取鮮綠的氣息,生生不息。
台灣雖然在近年被列入已開發國家的觀察名單中,我們暫不論歐美各國,相對於亞洲對攝影文化的重視,我們已輸對岸很多,更不用說日本、韓國。「影像」己轉變為世界共同語言,同時在全球化及數位化的雙翼並翅下,也展現屬於自己疆域的本土文化,它所呈現各階段時期發展脈絡的影像世界,是生活在這塊土地人們的共同記憶,我們豈能等閒視之!
圖片說明:
1.Joseph Nicephore Niepce尼普斯‧光畫「Heliographic」(1826)。
2.藝術家的工作室,銀版攝影術Daguerreotype(1837)。
3.Camera Lucida攝影暗箱,早期利用鏡頭光線折射來描寫光景於圖紙上。
4. 日本最早的銀版攝影術作品「Tanaka M ituoshi」, Eliphalet Brown.jr拍攝(1854)。
5.中國第一張銀版攝影術作品,鄒伯奇(1819-1869)。
6.鹿港人施強在鹿港所創立的「二我寫真館」(1901)。
7.張阿祥與友人合影,阿里山大杉木前(1943)。
8.人間國寶張阿祥,現已九十四歲。
9.彭瑞麟作品「靜物」是台灣人第一張以黑白玻璃片洗製而成的彩色照片(1930)。
10.彭瑞麟另一張三色轉染天然寫真「三色カボンー転写法」(Carbon Process),被發現在另一小幅相框背板裏。
11.Utsu Yumiko「Milt baby」作品,魚卵受精的嬰孩(2005)。韓國大邱DAEGU PHOTO BIENNALE(2008)。
參考文獻資料:
1,中國攝影史,攝影家出版社。
2,PHOTOGRAPHY:A Concise History by lsn Jeffrey
3,写真130年史,田中雅夫著。
4,法國珍藏早期台灣影像,王雅倫著。
5,尋找台灣攝影歷史的文化座標,簡永彬著。
註1、引介中國攝影史註解第五十二項,Janet Lehr”John Thomson”,1980年出版攝影史第四期。
註2、十九世紀未的非銀塩相紙如Gum Print、Bromild Oil Print,蛋白相紙印画法、Carbon Process、POP印樣紙(又稱日光相紙)等,必須用紫外光(UV光)來曝光,後經溫水顯影的古典技法,都通稱為Pigment Print(顏料印画)的永久不變色作品Alternative Photographic Processes。
註3、「軟調面」的日語發音為「らんちゆうめん」近似閩南話的發音(音同)「男叫嗚」意指男性性器的貶意,軟叭叭的。
五月 5th, 2010 at 12:10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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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4th, 2011 at 9:40 下午
不小心逛到這裡,要跟簡先生提供兩個勘誤:姜振驤不是鄧南光的叔叔,是堂兄,姜振驤與鄧南光同輩,姜振驤的阿公姜榮華是鄧南光阿公姜榮禎的堂兄,同屬榮字輩。又,我曾推測姜振驤可能是姜家擁有相機的第一人,但現在得推翻此說,因為從年紀推算,姜振驤比鄧南光的叔叔姜瑞昌小,比他慢了好幾年才入總督府國語學校,因此姜瑞昌在師範學校學習寫真並擁有相機,會比姜振驤要早很多年。有可能姜家第一個擁有相機的是姜瑞昌,而非姜振驤。今年我會書寫一本鄧南光家族史,屆時脈絡會更清楚。
一月 7th, 2011 at 1:58 下午
謝謝您與我們分享這些。
若您有台灣攝影、地方記錄等相關照片文章,也歡迎您投稿至數位島嶼電子報:http://content.teldap.tw/index/?p=569。
十一月 18th, 2011 at 11:30 上午
圖片說明 1. , 2. 的年代寫錯了,不應是19xx, 應該是18xx 吧?
十一月 22nd, 2011 at 1:56 下午
給部落格讀者smchiou:
謝謝您的細心瀏覽,數位島嶼電子報已聯絡簡永彬攝影工作室,經查證後確實為1826、1837。已於文章中更正,還請您參考,謝謝。
二月 3rd, 2013 at 11:23 上午
尼普斯用了將近6小時的長曝光,應該是八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