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望回憶，看見故事
文／張思瑩
拓展台灣數位典藏計畫 專任助理
日治時期營業寫真館所保存的肖像照，雖然面容各異，可表情姿態皆相仿。林壽鎰/攝。
夏門攝影工作室
微熱的午后，在光影熠熠的夏門攝影工作室一隅，簡永彬先生、高志尊教授和我們親切問候，招呼著茶點。原木桌上擺著厚厚一疊資料，都是簡永彬多年田野調查之中，從民間各地搜集得來的老照片。
照片已然發黃，但數位掃描後仍清晰可辨。饒富興味的，是日治時期寫真館所保存的幾張肖像照，影中人雖然面容各異，可表情姿態皆相仿。穿著旗袍的少女面容含蓄凝視遠方；斜躺沙發的巧笑女子流露著動人韻味；男子頭髮梳攏得整齊油亮、穿著西裝正襟危坐；甚而有女扮男裝故作「漂丿」（台語瀟灑風流之意）的大姑娘，令人莞爾。諸多情愫所凝聚的氛圍，呈現出此時獨有的中日混雜、奇異卻融洽之特質。這些影像記憶牽引著我們，遙想時代的結構變遷。
數典之路
原木桌上擺著厚厚一疊資料，都是簡永彬多年田野調查之中，從民間各地搜集得來的老照片。
時序回到2003年，簡永彬在辦公室進行搬遷時，發現有兩千多張前輩攝影家鄧南光的底片尚未歸還，於是就和鄧南光的兒子鄧世光先生取得聯繫。鄧世光偶然提及，另有一批受潮毀損的底片收藏於北投。於是，濃重的使命感與天生的浪漫情懷，讓簡永彬啟動了這批老舊底片數位化的浩大工程，也因此在心中埋下一個念頭：尋找台灣攝影文化中，「日治時期寫真館及業餘愛好者」這一塊被遺落的拼圖。
剛開始，心境是愉悅的，但卻因為簡永彬在地文化工作者的身份，讓資源短缺的問題始終難以抒解。談到這裡，簡永彬笑著說：「因為高志尊是我的同學，他明白我要做什麼事都要做好，所以我就拖他下水！」高志尊被「拖下水」後遂開始與數典計畫聯繫、申請，2010年總算以「尋找台灣攝影文化的歷史座標－Part 1：日治時期的營業寫真館及業餘愛好者（1895-1945）作品蒐研暨數位典藏計畫」獲得支持，開始一連串的規劃、蒐整、數位掃描，截至2011年7月，計畫已完成Metadata數量是12359筆，但顧及法律上的著作權歸屬以及肖像權、人體照，網站預計初步公開發表11532筆資料，希望將台灣攝影文化在日治時期的定位顯影出來。
寫真，歷史的見證
註解同上圖。
在蒐集文獻、實地訪查的過程中，工作團隊時須拿著照片請受訪者提供資訊，老一輩的受訪者僅憑記憶回顧，工作人員就要盡己所能去查證，憑藉著底片上所記錄的時間、地點，或從他們參與的活動交叉比對；研究助理甚至購買書籍《台灣服裝史》，藉由服裝、髮型與裝扮，對照書籍中的照片推斷此張照片的所處年代，並請實踐大學的服裝史授課教師給予指導後進行推論。如此不停歇的探尋台灣攝影文化發展脈絡，一層層未知且令人驚歎的故事緩緩暈染開來。
1938年，「太魯閣之女」純金漆器寫真入選「日本寫真美術展」，是作品中唯一來自台灣，也是目前台灣僅有的一張國寶級作品。
台灣第一位以十九世紀古典技法中的「三原色自然彩色法」（Carbon Process）製作彩色照片的前輩彭瑞麟，在1938年以〈太魯閣之女〉純金漆器寫真入選「日本寫真美術展」，是唯一來自台灣的作品，也是目前台灣僅有的一張純金漆器寫真作品，這張國寶級的照片，如今靜靜的躺在夏門攝影工作室的保存櫃中歇息。在採訪之餘看著〈太魯閣之女〉，一邊遙望保存室一角彭瑞麟自拍的背影照片，眼中緩緩浮現彭瑞麟苦尋材料、專注製作而顯得寂寥的身影，縱使身處不同時空，在凝視與交錯對照間彷彿與他有所對話，使我為之觸動。
桃園「林寫真館」的林壽鎰老攝影家，曾因替日治時代著名的劇作家簡國賢拍攝結婚照而入獄。簡國賢在戰後曾以一齣劇作《壁》，描繪二二八事件前社會黑暗、民生凋敝的情形。在二二八事件時，又因發表演說而被列為清鄉對象，此後逃亡多年，被捕後遭槍決，林壽鎰也因簡國賢案牽連，被判刑五年。若當年林壽鎰沒有幫簡國賢拍照，如今不會有人知道簡國賢的模樣，這幅影像可謂歷史的見證。
蛋捲盒中的張才
回過神，塞在蛋捲鐵盒中的底片吸引了我們的目光。
回過神，塞在蛋捲鐵盒中的底片吸引了我們的目光，「那是攝影師張才的底片。」簡永彬回應著，藏在眼鏡下的雙目蘊含一抹幽淡。許多老攝影家沒有意識到自己其實是一個乘載時代觀照的機具，因此並無保存原件的想法，而其後代也將這些看似垃圾的老式相機、玻璃乾版片、底片、裁刀等，隨意放進鐵盒並棄置於家中一角，任其自滅。
1936年在台北後火車站開設「影心寫場」的張才，是台灣光復後的第一代攝影家，當簡永彬踏入張才老家時，映入眼簾的是被雜物與灰塵蹂躪的老舊房間，彷彿可以嗅聞得出這些年被遺忘的過往，而後卻感覺到一陣惆悵。
多年來，許多攝影師的家屬們紛紛將底片、照片、書籍、手稿等各式藏品交與簡永彬，希望他能代為保存並改善物件狀況，於是工作室的走廊堆滿攝影家的物品，工作團隊也賣力地執行數位化工作，但即便如此，對於妥善安置大量藏品這件事，簡永彬仍然感覺分身乏術。身上的責任之所以日益沉重，乃因為簡永彬心中所認為的數位典藏理想，已擴及到藏品長遠的保存、價值延續等，這也是原始典藏品在數位化之後，最容易被遺忘的部分。
複製的影像，真實的感動
從紀實攝影家轉換成追溯、記錄歷史影像的實行者，簡永彬乘載著時代所賦予的責任，戮力爬梳台灣攝影文化發展的脈絡，及各階段代表性人物的作品，不間斷的前行與回顧，所累積的能量於焉綻放。在2010年7月，簡永彬策劃的「『凝望的時代』—日治時期寫真館的影像追尋特展」於國立台灣美術館展開，會場中的攝影作品呈現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與型態，引領觀者優遊於當年的時空之中，讓曾經駐足心中的某個片段、某個經歷，在與影像對望間，靜靜地沉澱發酵。日治時期營業寫真館與業餘攝影師，留給後世的影像真確動人，歷經時光淬鍊不免陳舊腐敗，以新技術使其重生，便成為這塊土地重要的歷史資產。
計畫團隊。
瞬間掠過的時光，被偶然舉起的相機捕捉片刻，過了許久，凝視那一張張沖洗出的回憶，才驚覺原來生活是如此多采。憑藉著感覺，抑或是精心佈局按下快門，那無聲息流淌而逝的光影才得以停留，成為被看見的故事。「影像數位化是現今無可避免的趨勢，沒有必要在傳統黑白暗房與數位影像之間評斷其藝術價值，我認為看到的東西都是複製的結果，但我們被感動的真實才是最重要的。」簡永彬先生的話語喀擦一聲，這個下午彷彿也被攝進了底片、掃描成一幅TIFF檔，儲存與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