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藏民主歷程的數位果實
文/李品慧
人權的概念並非二十世紀的新思想，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引發大規模的迫害與屠殺，促使聯合國在戰後重新思考基本人權的重要性。
戰後台灣民主信念的萌芽
1948年12月10日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即是希望透過這項宣言讓全世界的人類意識到「人人均應享有公民、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基本權利」。然而，當時的台灣卻因受到詭譎多變的國際政治影響，走入長達四十年的威權統治。從1949年開始戒嚴時期的台灣，任何形式的公開言論發表是受到嚴格控管的，更遑論允許人民集會結社、遊行、請願、罷工等等活動。
1950-1960年，雷震所主持的《自由中國》雜誌意在推動民主憲政體制的落實，卻不見容於政府當局。政府當局先後以「毒素思想」、「反共無望論」、「涉嫌叛亂」為由打壓，在1960年被迫停刊。另一方面，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受到1978年底美國與中華民國政府斷交的影響，被迫暫時停止。值得慶幸的是， 1970年代末期的台灣，雖飽受政府當局因國際情勢變化而一再反覆調整國內輿論及參政權的自由度，但台灣人民追求民主的信念已經在各地逐漸萌芽茁壯。
風雨飄搖，台灣人權促進會成立
台權會不但與國外人權組織合作，聲援台灣島內的良心犯或政治犯，也透過出版品和文宣傳達人權觀念。
當時黨外人士透過群眾集會以及發行雜誌的方式，在台灣各地宣傳理念，《美麗島》雜誌的發行即在此一背景下而生。但伴隨的卻是政府當局更激烈的反制行動。1979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當日，《美麗島》雜誌主辦的紀念大會遭到鎮暴部隊的鎮壓，主要的領導人更以叛亂罪遭受到軍法及司法的審判。政府當局接二連三採取高壓以及迫害的手段（1980年林宅血案、1981年陳文成命案），以鞏固其統治權力。但追求民主自由所累積的民間力量在此時已不容忽視，而當時擔任審判的辯護律師們，日後也紛紛投入黨外運動，在台灣政壇扮演重要的角色。
台灣人權促進會（台權會）正是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下由民間發起的重要人權團體，不但與國外人權組織合作，聲援台灣島內的良心犯或政治犯，也透過出版品和文宣傳達人權觀念。對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來說，言論出版的自由實為理所當然，但在當時威權統治下，無論是與國外團體合作或是台灣境內出版的刊物或文宣品，都必須經過政府部門的審查，若未經過許可，就必須遊走法律邊緣，或與當時的情治機關或新聞局直接對抗。
今日的台灣已從威權體制逐漸邁向民主政治，而成立於1984年的台權會則成為解嚴前重要的人權組織之一。若要較全面地了解台灣民主發展歷程，除了閱讀官方的資料之外，民間的觀點和想法也不容忽視。然而民間的組織或團體可能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消失，台權會所留存的記錄和資料更顯彌足珍貴。所以從2006年開始，台權會其實已陸陸續續進行典藏籌備的工作。
投入數位典藏的契機
台權會將《年度人權報告書》以及定期出版的《台灣人權促進會訊》、《人權雜誌》、《台灣人權雜誌》、《TAHR報》等出版品訂為第一期進行數位化工作的主要目標。
台權會意識到，隨著組織內部歷經數代的人事異動後，若資料沒有經過系統的整理和適當的詮釋，新加入的工作人員則不易了解早期社會運動內涵，可能無法提出較好的策略來面對新的挑戰。另外，隨著科技的進步，無紙化資訊流通的快速，早期台權會圖書庫裡堆疊歷年見證台灣人權發展史的珍貴紙本資料，此時也是該重新整理，以不同的方式呈現其多元價值的時候。而如何將人權概念傳承給年輕的一代，讓他們知道今日享有的民主自由不是輕而易舉就可得來的成果，這也是台權會希望思考的方向之一。資料的重新整理與公開正可以讓關心台灣民主化運動的朋友知道，台灣過去這段時間是如何發展，而未來的路又該怎麼走。
台權會與薛化元教授團隊在數位典藏方面的合作可說是在天時、地利、人和的情況下形成的。現任教於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的薛教授，早在學生時期，即接觸到提倡民主與反共自由主義的《自由中國》雜誌及相關著作。他的碩士論文所探討的是「中體西用論」，博士論文所研究的則是中華民國憲法起草人張君勱的思想和制憲的歷程。另外從1987年末期開始，他也曾經協助台權會撰寫人權報告及相關資料收集長達四年的時間。從學生時代到現在擔任教職，薛教授關心民主、人權運動的熱誠未曾消減。當台權會向薛教授詢問數位典藏合作案的可能性時，他欣然答應擔任主持人一職，「『台灣人權促進會』人權運動檔案及文獻之數位典藏計畫」也就這麼如火如荼地開始進行。
數位典藏面臨的挑戰與回饋
在此計畫中，徵得每一篇執筆者、每一張圖片提供者、每一筆資料彙整者、每一位參與座談會或聯合聲明的發言或參與者的授權其實需要花費相當的心力。反核救台灣，創作者蘇振明。
因藏品類型或數位化方式的不同，每個執行數位典藏的團隊面臨的挑戰也不盡相同。台權會將《年度人權報告書》以及定期出版的《台灣人權促進會訊》、《人權雜誌》、《台灣人權雜誌》、《TAHR報》等出版品訂為第一期進行數位化工作的主要目標。為了讓史料在未來的運用上可以提供最精確的資訊，薛教授以自身治史的態度要求進駐於台權會的政大數位典藏執行團隊。「每一筆掃描的資料都需要閱讀過，不可以只看標題。每一筆後設資料不可用想像的，一定要確認，不可望文生義。」這是他對團隊的叮嚀。同時，為了力求整個團隊及數位作業流程的順暢，計畫也請研究台灣史的博士生加入協助判讀和比對的工作。而整個團隊更定期開會，討論文章的分類及其他執行時遭遇的問題，並尋求解決的方案。
在此計畫中，徵得每一篇執筆者、每一張圖片提供者、每一筆資料彙整者、每一位參與座談會或聯合聲明的發言或參與者的授權其實需要花費相當的心力。相較於至今仍然持續參與台權會活動的授權者，已經淡出相關事務或是移居海外的授權者在聯繫上就增加了很多道的關卡，常常必須透過人際網絡，抽絲剝繭，一層層尋找。至於當今仍活躍於政壇的人士，計畫執行者則需要把握任何可以見面的時機來請求授權。這樣的過程雖然辛苦，卻也讓台權會重新聯絡上失聯的會員或是早期寫稿的作者，並讓他們知道台權會運作的近況。藉由再次交流的機會，或許他們可以提供更多的資訊來協助數位典藏的工作。
結語
反對「人團法」遊行。
對於台權會資料數位化後的加值運用，我們可以有什麼樣的期待呢？台權會和薛教授都抱持著很樂觀的態度，也有很多想法。建置完成的人權資料庫除了可以成為人權教育的素材外，同時亦可成為學術研究者的基礎資料。例如，進行歷史追蹤時，出現在不同時空背景下的相關主題將可以透過人權資料庫的資料相互比較。或是更進一步透過跨資料庫作更深入的比對，進而了解哪些議題曾經在何時被討論過、其過去和現在討論的方向有什麼不同，而官方和民間對於這些議題的反應又有著什麼樣的差異。總之，豐富的內容以及資料載體的改變意味著更多元的資料運用、思考空間和解決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