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素玢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壹、棄或留？

鄭克塽降清以後，清廷對臺灣的棄留問題，意見不一。多數的人主張放棄臺灣，這派主張以康熙皇帝為首，他認為臺灣是孤懸海外的彈丸之地，一來統治不易，二來收不收入版圖對大清帝國也沒多大影響，主張放棄臺灣，並將漢人遷回中國大陸。施琅則強烈反對放棄臺灣，因為臺灣土地富饒，而且對中國東南海防非常重要，力主保留。最後康熙皇帝在國防、經濟、人民等因素多方考量之下，態度轉變，接受施琅的主張，在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將臺灣正式納入中國版圖。

貳、行政體系的建立

在1888年（光緒十四年）臺灣建省以前隸屬福建省，在省之下為分巡臺灣廈門兵備道（後改為臺灣道），道下設臺灣府，府下再設縣、廳，臺灣鎮總兵掌管全臺防務。由於臺灣遠隔重洋，為監督文武官員，在雍正、乾隆年間設置「巡視臺灣監察御史」，又設有「理番同知」，作為管理熟番的專責機構。清代大致將臺灣的原住民分為熟番與生番，向朝廷納稅、服勞役者為熟番，反之則為生番。為使漢人和生番有所區隔，清廷劃定番界，漢人不得進入，番界外也非清國統治區域，所以地圖上清的領土只有臺灣的西部。

清初設一府三縣：臺灣府，下轄臺灣、諸羅、鳳山三縣，各縣所轄區域甚廣，往往鞭長莫及，控制不易，時而發生民變與械鬥。朱一貴事件後，清廷於1723年（雍正元年）在諸羅縣北部增設彰化縣及淡水廳（今大甲溪以北），加強治理北臺灣。1727年（雍正五年），以澎湖為全臺門戶，地位重要，改設澎湖廳；1812年（嘉慶十七年），今天的宜蘭地區因漢人移墾日多，又常受海盜侵擾，所以增設噶瑪蘭廳。

參、初期的治臺措施

清廷雖將臺灣納入版圖，不過其考量主要為了防止其他勢力進入臺灣而威脅到大清帝國。而且不信任原本住在臺灣的人民，所以採取「為防臺而治臺」的消極態度，訂下種種防範措施：

1.駐臺官吏任期為三年，而且不能攜帶家眷。

2.駐臺軍隊採「班兵制」，從中國各地抽調合併成軍，臨時派令統領，官兵家眷也不得隨軍來臺，三年期滿就調回福建本營，由另一批士兵輪換來臺。

3.不准臺灣建築城垣，以免成為亂黨的堡壘，因此臺灣初期的城都是竹城，直到朱一貴事件（1721）後，臺灣府才建木柵，林爽文事件（1786）後，臺灣才開始有磚城。

此外，也規定不許漢人進入山地，採取漢番隔離政策，以及限制生鐵與鐵器輸入臺灣，防止人民私鑄及私藏武器等。

肆、渡臺禁令

在消極政策下，清廷惟恐臺灣成為盜匪窩藏之處，下令將沒有妻室產業者，或是犯徒罪（註一）以上的人，皆遷回中國內地。另外對有意來臺者嚴格限制，包括：

1.嚴禁無照渡臺，須先在原籍地申請渡航許可證，方可渡臺。

2.渡臺者一律不准攜帶家眷，已經來到臺灣的人，也不准將家眷接來。

渡臺禁令對臺灣社會影響很大；清朝治臺初期，漢人被迫回中國原籍者約有十多萬人，約占在臺漢人的一半，造成「人去業荒」現象。其次是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第一、由於渡臺禁令禁止人民攜家帶眷，造成男女人口比例失衡。當時有句俗諺：「一個某（妻），卡贏三個天公祖。」反應出娶妻不易，因此造成後來婚嫁重視聘金及童養媳的現象。第二、造成平埔族人口逐漸減少。由於在臺灣的漢人女子人數甚少，許多漢人男子娶平埔族女子為妻，造成平埔族人口日漸減少，臺灣俗諺「有唐山公，無唐山媽」，即是說明漢人與平埔族通婚的現象。第三、許多單身無業的男子（俗稱羅漢腳）充斥，游手好閒，危及社會治安。

儘管清廷嚴防人民渡臺，但是山多田少的閩、粵民眾，仍排除萬難偷渡來臺，因此清廷曾數度放寬禁令，允許家眷來臺，但仍嚴禁無照者，所以偷渡之風無法遏止。

伍、土地拓墾

拓墾方式

漢人來到臺灣，主要從事農業開墾，其拓墾方式先由「墾首」或「墾戶」，向官府申請開墾執照，或是向原住民取得土地或耕作土地的權利，經官府核准後，招募眾人拓墾荒地。墾戶向官府申請拓墾的土地面積通常都很大，於是將土地劃成多份，再招徠佃戶開墾。佃戶向墾戶繳一定的地租，稱為「大租」，佃戶又可招徠佃農替他耕種，佃農繳給佃戶的地租稱為「小租」。墾首或墾戶因收取大租，稱為大租戶，土地墾成向官府納正供（繳稅）以後，墾戶（大租戶）就取得土地所有權而稱「業戶」，又稱業主、田主。因此，清代臺灣的土地制度有所謂大小租問題，即「一田二主」制。如果是向原住民取得土地耕作權者，則交給原住民地主的租穀或財貨稱為「番大租」。（參考租佃關係示意圖）

拓墾區域

臺灣的土地開發呈現「由南而北，先西後東」的現象，由原來的府治（今臺南市）一帶為中心逐漸向北延伸，越過斗六門（今雲林縣斗六）、半線（今彰化）、竹塹（今新竹），漸次開墾。

臺灣西部平原本為平埔各社的生活空間與領域，隨著漢人移民漸多，原住民的空間日益受到擠壓，清廷為避免漢番衝突，或發生番變，對生番地採取封山隔絕政策，劃定土牛紅線（或稱土牛溝），嚴禁漢人越界入山開墾。原本禁止漢人承租的熟番地，於1724年（雍正二年）開放漢人承墾。但是漢番的土地所有權觀念不同，漢人強調土地私有制，原住民認為土地是公共財，所以漢人常用各種狡詐、欺騙及強占的方式，逐漸侵墾原住民土地。

西部平原的開發，在康熙末年大致已呈現飽和狀態，十八世紀初「陳賴章」墾號就已拓墾臺北盆地。陳賴章墾號是由泉州人戴岐伯、陳逢春、賴永和、陳天章所組成。平原開發飽和後，移民再向丘陵地及內山推進。例如十八世紀末，吳沙（1731-1798）入墾蘭陽平原；「金廣福」位於新竹北埔，創建於道光年間，是當時廣東及福建移民開墾內山之辦事處。

水利開發

清代的土地拓墾通常是伴隨著水利開發而發展。水利開發後，稻米一年可二熟甚至三熟，單位面積的生產量提高；同時，可以抽取水租，水租的租率通常每甲約三至四石。清代臺灣水利的開發，與土地拓墾趨勢一致，大致上呈現由南而北，由西而東；由平原、丘陵而至邊區的趨勢。以民間投資經營為主，則是另一特色，最能反映臺灣漢人的企業精神。清代的水利設施中，以彰化平原的八堡圳、臺中盆地的貓霧拺圳、臺北盆地的瑠公圳、鳳山平原的曹公圳四者最具代表。

陸、動盪的社會

漢人移民來自閩粵沿海各地。來臺之後，由於生活習慣及身分認同上的差異，加上土地的競爭及利害的衝突，各人群間經常發生以祖籍為分類意識的集體爭鬥，謂之「分類械鬥」。頻繁的分類械鬥，顯示臺灣為一個不穩定的社會。分類械鬥發生的原因，大抵可歸納為三種。一是經濟性因素：移墾社會的生存競爭激烈，移民常為爭奪田地、水源、工作，發生結黨私鬥。二是社會性因素：當時臺灣社會游民人數不少，再加上籍貫及語言之差異、生活習性之不同，常因細故釀成大禍。三是政治性因素：由於行政區域遼闊，官府的控制力不足，易使多事之徒有僥倖行險之心，加上官員貪贓枉法，民間遇事容易私鬥了斷。

除了分類械鬥之外，清代的臺灣社會也被視為「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的民變頻繁之地。苛稅的徵收、經濟的剝削、腐敗官吏的不當措施、班兵的戰力薄弱，再加上游民及祕密會黨的鋌而走險，造成民變頻仍，使不穩定的社會秩序更加惡化。其中大規模的民變共有三次，分別是1721年（康熙六十年）的朱一貴事件、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的林爽文事件及1862年（同治元年）的戴潮春事件。

1684年清廷將臺灣正式納入版圖建立行政體系，不過清初採取消極治臺的政策，開發的力量主要來自民間，臺灣呈現典型的邊區拓墾社會，包括男女比例不均，爭水爭地的糾紛不斷，不同族群的摩擦頻繁，民間與官方的對抗時而有之，在動盪的社會狀況下，清代的臺灣卻也有其積極進取的一面。臺灣的肥沃的土地吸引了大量的漢人渡海來臺從事農業開墾，也經營投資水利興築，使臺灣的開發相當迅速，富饒的農業生產更帶動了商業的活動。至於貿易從臺灣、大陸之間拓展到國際市場則要到1860年臺灣開港以後。

註一

徒罪

「徒罪」是清代五種刑法之一，分為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五等。

發表日期： 星期四, 四月 5th, 2012  |  分類：生活與文化, 藏品的故事, 觀察室歷史文章  |  瀏覽:21,186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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