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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典藏與我的家族

星期一, 三月 24th, 2008

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數位知識總體經營計畫專任助理 陳泰穎

 

 

    因為二二八和平紀念日的一日假期,因此在冬春之交的慵懶午後,我有機會攤在家裡,懶洋洋地讓各種思緒奔馳而過。不期然地,我突然想起了以前,媽媽曾經提過的名字:「王超倫」。他不是甚麼名人,只是一個沒有機會把國立台灣大學念完、就急急忙忙離開人世的年輕人,因此在大部分的台灣歷史辭典裡面絕對不會有他的資料出現。他在1950年時離開人間,至今已經有五十八個年頭了,但是他在我母親的家族當中,卻是一道已然超過半個世紀、至今依然存在的深刻傷痕。我原本以為,世界和我想的一樣,早就將他忘卻;但是當我嘗試利用網路搜尋引擎,不抱期待地打進他的名字之後,事情卻不如我所想的那樣悲觀,一筆王超倫的搜尋結果,赫然出現在數位典藏聯合目錄、來自國史館的資料頁面上頭。
http://catalog.ndap.org.tw/dacs5/System/Exhibition/Detail.jsp?ContentID=7847&CID=16991&OID=1428324

   王超倫,是我外公的兄弟的兒子,如果今年還在世,也已經是八十多歲白髮蒼蒼的老人家了。我還記得我的母親第一次提到這個名字的時候,我還只是一個高中生;而王超倫過世的時候,也才不過是二十四歲、國立台灣大學工學院四年級的學生而已。他和那時候許多念理工的人一樣,除了數字與公式之外,對於世界運作的方式更有深刻的興趣,而對於社會也抱持思索的好奇與廣博的同情心。在1940、50年代之交的台灣,正是經濟凋敝、政治趨向威權體制的年代,社會上有太多的紛擾與動盪,或許身為台大生而熱情的他,除了希望能夠用工程來帶給人幸福之外,更希望能夠用思想與行動的力量改變社會,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那時的台灣,剛剛走過了二二八事件,傷口仍然隱隱作痛。而國民政府對於社會與經濟上的問題,似乎也無法做出有效的處理。物價高漲,而在中國大陸上政治與軍事的全面敗北,更使得中國共產黨的「解放台灣」口號聽起來像是一個似乎可以預見、也可以被實現的政治預言,人心浮動而期待變化。也許就在這種氣氛中,王超倫加入了具有左傾思想的讀書會,也可能憑著一股血氣加入了當時眾多示威遊行的行列。又或許,他為了他想要追求、實踐的社會理想,加入了某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也說不定。又或者,他其實只是個帶點熱情、喜歡打抱不平、批評時政的年輕人。又或者,他不小心跟人結了冤仇,所以被羅織入獄。又或者,他只是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的場合,有破案壓力的特務又剛好必須要交差了事。今天的我,已經沒有機會再向他本人求證,他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因為歷史和他的生命都已經不會重來了。唯一有跡可循的除了家中長輩的記憶之外,就是那一個個映在筆電螢幕上的細明體字。在網頁上,國史館的典藏裡面,是這樣描述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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