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倫，二十四歲，臺北市人，臺大工學院四年級學生。三十七年四月，由該校王匪子英（後歸案自新）吸收，參加匪黨，直接受匪幹陳水木領導。煽動同學鄭正忠、黃獻鎮等參加匪黨組織，受命擔任匪黨「臺大工學院支部」書記，並領導該院黨徒張坤修、孫進丁、葉雪淳、陳子元等，利用該校學生自治會掩護活動，積極為匪宣傳，從事「學運」工作。其後轉由學委楊廷椅統一領導。」

    在這份檔案中，王超倫被認為是叛亂犯、是共匪外圍組織派的成員，他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顛覆政府、擾亂社會安寧。無論如何，在報告書中，情治機關詳述了這個組織成員的「罪狀」、發展組織與成員間聯絡的方式，提出了未來應該加強在大專院校偵防工作的意見，還讚揚了共同偵破本案合作單位的團隊精神。

    這份檔案中並沒有詳述這些二、三十歲年輕人的下落。他們在五月被捕，而在六月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開始協防台灣海峽，阻斷了共產黨政權在1950年完全解決國共內戰與國民黨政權的如意算盤，也穩固了當時台灣的局勢。但是，鐵窗外局勢的安定，並不意味鐵窗內的人們就能夠得到一線生機。經過六個月的羈押之後，這批年輕人在1950年11月29日，被綁縛、押往馬場町槍決。

    接下來的事情，並沒有被記載在歷史裡面，而是只能存在於王氏家族的記憶幽暗處中。超倫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家中未來的希望，儘管老父也曾努力經營奔走，但是經歷六個月的營救後、愛子仍遭槍決的命運，徹底擊垮了他的父親。他的父親曾經想要透過各種方法申冤，但是這種叛亂犯的案子又有誰敢承擔呢？他的父親也曾異想天開，覺得只要當上地方父母官，就能夠為自己的孩子洗刷冤屈。聽我的媽媽說，這位傷心的老父親開始試著參加地方性公職與民意代表的競選，但是在那個年代裡，有誰敢不支持執政黨推出的候選人呢？一次次的競選也就代表著一次次的失敗，而他的家產也就因此消耗殆盡。這或許也就是這位老父親在痛失愛子、社會卻又無能為力的情況之下，所採取的慢性自毀作為吧！他想向社會大聲抗議，但是時代的巨輪卻無情地輾壓過來…孤單的老父親終於抑鬱以終，只剩下王超倫與他的遭遇，偷偷地在王氏家族裡面代代口傳。

    白色恐怖與二二八事件的檔案，經過了數十年的噤聲與塵封，才逐漸地向公眾開放。而在事隔將近半個世紀之後，這一個在時代中如同散落花瓣一般消逝的年輕人的遭遇，才逐漸攤開在陽光之下。我相信，這份文件的內容，在當時可能屬於機密文件，王家人和那位老父親雖然知曉孩子的遭遇，但卻應該從來沒有機會閱讀過當時情治單位的報告全文。連我，之前都沒有想過會在國史館的數位典藏當中，查閱到這位無緣長輩的資料。我相信，家族中的長輩們，看到這份檔案裡的文字，應該會有非常深刻的感觸。

    也許經過了幾十年的春夏秋冬，歷史的傷痕已然雲淡風輕，孰是孰非也許還得等到幾十、幾百年後，才能有個公斷。年輕一輩對於過去所發生的事情，或許也只是抱著要考試才關心、考完就可以放在一旁的態度，不再懷著執著的狂熱情感。也許這種只要忙著每日生活的態度，這種不需要抱持著革命解救世界的沉重責任感的生活，就是一種值得珍惜的無形平凡幸福也說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