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耀升

帝國，往往是同時帶著光明與黑暗進入殖民地，日治時期的台灣固然在政治、經濟、交通建設與人文素養上進入現代化的進程，但矛盾的是，帝國在開化殖民地的過程中也必然因為文化差異而使得兩方各蒙其害。

帝國與殖民地之間經常存在著先進與落後、進步與野蠻、上流與低賤這樣的對立歧視，輕者只是造成階級差異，重者則是造成種族衝突。在日治時期的案例中，即以「霧社事件」最能突顯出殖民統治的陰暗面。

日治時期日方對於台灣原住民一直抱持著既好奇又恐懼的態度，於是便制訂以原住民對付原住民的「以夷制夷」政策。日方在累積治理原住民的經驗後，深覺原住民的野蠻是需要透過宗教力量而馴服與開化，便於埔里設立能高寺。能高寺創立於1925年，屬於真宗本院寺派，位於當時的埔里街北門，也就是現今的埔里長老教會現址。能高寺的創立與日方「理蕃」政策中為了消弭原住民出草習性而引進宗教加以教化的意圖有關。同年，為求強化日式神道信仰，「能高神社」便於今日的埔里高工創立。1929年6月8日，能高寺設立托兒所，將宗教與教育結合，專收日人子弟。不到兩個月後，石塚英藏接任第十三任台灣總督。

同樣的作法在當時的台灣處處可見。日本的傳統信仰為神道，祀奉大麻神，相對於台灣以媽祖與觀音為主的信仰，是截然不同的宗教體系。龍山寺攝於昭和初期，皇民化運動尚未開始，台灣民間信仰尚未受到打壓，但皇民化運動之後，民眾改信神道並拆除家中神像改而祭祀大麻神的比例越來越高，佛教與道教轉而式微。在周金波的小說〈氣候、信仰與宿疾〉可以讀到這樣的情況。

1930年10月27日凌晨四點半左右，莫那魯道所屬的馬赫波社襲擊駐在所的警官、人員及親屬，並搶奪大量槍彈，之後由莫那魯道次子巴沙歐魯道帶領140位左右的原住民勇士殺入正舉辦聯合運動會的霧社小學現場。莫那魯道則指揮老年組攻擊霧社分室，兩方皆造成大量的死傷，許多無辜民眾也被捲入。該一事件徹底暴露出帝國殖民黑暗面。

霧社事件的領導人是台灣原住民賽德克族馬赫坡社的頭目莫那魯道。霧社事件末期，莫那魯道眼見大勢已去，便於槍殺妻子後，於山上洞穴上吊自殺。奇異的是，莫那魯道的屍體並未完全腐化，成為半木乃伊狀態，直至1933年才被意外尋獲，並送到台北帝國大學作為人類學研究的標本。1974年，國立台灣大學在其族人及長老強烈的要求下，莫那魯道的骨骸方遷回霧社的「山胞抗日起義紀念碑」旁下葬。

莫那魯道與日方並非始終處於對立局面，早年末那魯道甚至在日方「以夷制夷」的政策下扮演協助日方對抗其他部族的角色。莫那魯道的妹妹也與日人近藤通婚。近藤勝三郎於日治初期即進入霧社並與「蕃女」結婚融入當地生活，被稱為「生蕃近藤」，其生平事蹟被寫成〈半生物語〉而連載於報紙上。

莫那魯道的次子所帶領的族人闖入霧社國小所舉行的聯合運動會，對手無寸鐵的婦孺展開大屠殺，造成近140人死亡。這樣的暴力行徑引起日方以懸賞蕃人人頭的獎勵方式報復。

國民政府時期，莫那魯道由於具有「抗日」形象而被官方視為反日宣傳樣板，以民族英雄的規格對待。諷刺的是，莫那魯道的部落馬赫坡所在地乃是今日的廬山溫泉風景區，此處也是事件爆發後日軍圍剿原住民最烈的地方。廬山溫泉風景區至今仍豎立莫那魯道紀念碑，但該處已成純觀光景點。

相較之下，在整個霧社事件中，處境更為難堪且充分表現出殖民地人民進退兩難局面的，卻是時常被人遺忘甚至污名化的花岡一郎與花岡二郎。

花岡一郎與花岡二郎不是日本人，而是賽德克族原住民，但並非兄弟，兩人曾入霧社公學校與埔里小學，離開族人與日本人共同活，在日方的教育與培養下成為「理蕃」成功的模範。霧社事件爆發後，兩人最後都自殺，輿論譁然，被族人和日本人都認為是叛徒。此一說法後來漸漸淡化，兩人處於同有血緣之情的族人與教養之恩的日本人之間，進退不得，而成為悲劇人物。

對日方來說，花岡一郎與花岡二郎是有負養育之恩的叛徒。對原住民來說，卻又是背棄祖靈與血液的通日賊。兩人痛苦的心境由二郎所留下的遺書可見：「我等必須離開這世間，因蕃人被迫服太多勞役引起憤怒而導致這次事件，我等也被蕃眾拘捕，無能為力。昭和五年十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時，蕃人據守各個據點。郡守以下職員全部死於公學校。」

事件爆發後，花岡一郎並未參與行動，而是偕同妻小離開霧社國小，親手砍殺妻子與長子後切腹自殺。花岡二郎的妻子則於十一月六日被逮捕，她自稱於事件爆發後再沒見過花岡二郎也不知蕃眾的攻擊計畫。花岡一郎與二郎的屍體最後由二郎之妻認屍確認。

兩人的屍體於十一月八日在荷歌溪深山中被發現，無人立碑紀念，無人感懷，只有來自日方與蕃眾的強烈懷疑與譴責。該處，日後被命名為花岡山。

照片出自於:臺南大學日治時代日文珍本數位典藏計畫

發表日期： 星期四, 五月 26th, 2011  |  分類：文獻與檔案, 生活與文化, 藏品的故事, 觀察室歷史文章  |  瀏覽:15,927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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