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曹源峰──MIT，中影數位修復計畫
文／廖智賢
圖片提供／中央電影公司
過去的中影，用影像記錄台灣的故事；現在的中影，用技術保存你我的感動。
2011年春天，經過位於士林的中央電影公司（以下簡稱中影），站在外雙溪的水流邊，可以清楚聽見敲敲打打的聲音不斷，看見人來人往進進出出，這些熱鬧不是文化城或者廠棚又有大戲開演，而是中影正響起重新建造的旗鼓聲，準備為自2005年民營化之後的中影，再造新象。
從此開始，製片、攝影棚、沖印、數位影像製作、杜比錄音、剪輯、發行到映演機構都跟著天搖地動了起來，震源是中影影片事業處技術中心的經理曹源峰，震央則是堆放著聲音母帶的倉庫。
重新建造的旗鼓聲響起，準備為自2005年民營化之後的中影，再造新象。
台灣的電影，塵封待遇
曹源峰入行所拍攝的第一部電影，就是《無言的山丘》。
二十年前也是春季時令，曹源峰從國立藝專（現今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科畢業進入中影工作。「我是學聲音的，在學校就很有興趣了。當時家住陽明山，每天上班騎機車滑下來中影只要七分鐘，來到中影就開始了快樂的拍片生活。」回憶起年輕時期的過往，曹源峰分享了甫踏入中影公司的興奮之情，而他入行參與拍攝的第一部片，就是王童導演的「台灣三部曲」之一《無言的山丘》。那個時期，正是鄉土電影繼承「台灣新電影」浪潮的巔峰年代，李安導演的《喜宴》《飲食男女》、蔡明亮《愛情萬歲》、陳玉勳《熱帶魚》等等，都在中影的推動下，創造了更貼近真實台灣社會的電影形式及電影語言。
時光流轉，偶爾這些舊片的名稱會隨著導演新片再次推出而被媒體重提，但這些感染當時青年學子，甚至影響台灣社會風氣的電影底片，到底去哪了？保存的狀況又如何？對此，我們似乎沒有確定的答案。
「我最喜歡侯孝賢導演的《童年往事》，十幾年了，一直看著聲音母帶就在片庫放著，心裡總有個期望，如果影像可以輸出夠好的品質，聲音技術我來處理，這樣或許可以重新發行，讓大家再溫習過去的電影。」看著片庫裡許多已漸退化的母帶，曹源峰娓娓道出自己深切的期待與惋惜。從錄音助理到技術中心主管，二十年過去，終於讓曹源峰看見一個重現老電影的曙光─數位修復，於是有了一個開端，將這個曾經的夢想付諸實行。
「讓我看到可能性的是《街頭巷尾》這部電影！」曹源峰談到一切的緣起。這部電影是李行導演親力親為，並藉助當時擁有數位化修復技術鼎鋒公司的協助，將原有可說是「斷簡殘編」的素材化腐朽為神奇，雖然是台灣首次嘗試，做出來的成品卻不失質感。《街頭巷尾》成功的修復經驗，讓曹源峰對自己的夢想計畫有了信心，於是積極向老闆爭取執行的機會，經過了長期溝通，這才讓修復這件事真正在中影落地生根。
我們的影展，數位修復
中影的第一個修復計畫是「我們的。影展」，以修復《戀戀風塵》《恐怖份子》《熱帶魚》《徵婚啟事》與《愛情萬歲》五部電影為主要目標。初期與鼎鋒公司合作，希望從執行過程中學習並汲取經驗，待技術上軌道後，中影更添購了奧地利的數位修復軟體Diamant，預計下一波將以李安、王童、楊德昌等「新電影時期」導演的作品為主，繼續將修復影片視作發行的目標之一。
數位修復的歷程，必須先經過人工作業檢視與清潔底片，接著再轉化成數位檔，分成影像與聲音兩個部分，在電腦前換由另一批修復人員執行。
數位修復的歷程，必須先經過人工作業檢視與清潔底片。
「當片子年代久遠，接頭都很有可能脫落，有些接點是用膠水，有些是用膠帶，假如有膠帶的痕跡就必須清除，一清除底片就可能會有損傷。」談到修復的第一步，曹源峰細心地一一解說。由於台灣氣候高溫潮濕，可能導致片子有霉斑、褪色，或者物理性的破損，因此一般都會先用肉眼判斷，察看底片的保存狀況，再送進超音波清潔機除去灰塵、指紋，好讓底片掃描成數位檔案時，能將物理性的髒污降到最低，減少數位修復耗費的時間。
電影底片主要分為影像與聲音母帶，在數位修復的過程上也需要分開作業。針對影像，分成自動、半自動與手動修復。軟體首先會自動將鏡頭切開並計算像素的移動（pixel motion），經由運算結果判斷，例如臉部出現白點，這個多出的像素是不屬於這移動過程中產生的，系統就會自動幫忙刪除掉。若是刮線，系統運算後會利用鄰近的影像環境擠壓過來取代。手動步驟則是依據技術人員圈選出有問題的畫面，類似使用繪圖軟體Photoshop的去髒工具，一張一張確認細小的髒點是否清潔乾淨。這是個繁瑣的過程，加上電影底片又具有特殊的顆粒感，如果修復得過於平滑，影像呈現出來容易不夠真實，動輒得咎。
(左)針對影像的數位修復分成自動、半自動與手動。(右)調光可以確定整部片的調性，減少影片畫面的顏色落差。
談到聲音，曹源峰直覺地拿了《戀戀風塵》做例子。這部電影在當年拍攝時，並不是現場收音，而是事後配音在磁帶上，也沒有杜比混音。於是中影找到原本的聲音母帶，進行了取樣與數位化，再到電腦軟體裡重新修復音質，調整動態。
《戀戀風塵》當年拍攝時，並不是現場收音，而是事後配音在磁帶上，也沒有杜比混音。
完成了影像與聲音的部份，接著就會進行調光。曹源峰解釋，調光可以確定整部片的調性，減少影片畫面的顏色落差，但是電影底片經過長時間的存放，色彩通常會產生質變，這時就必須利用調光的過程來改善。「由於現在市場上播放的電影，大概七成還是傳統拷貝，三成才是數位，所以要將數位檔再輸出沖片成光學聲帶，將這些有了杜比編碼的聲音與影像底片疊映起來，變成正片的拷貝，才能送去戲院播放。」關於這些一般人難以接觸的內容，曹源峰仔細地講解著每一個細節與步驟。
《戀戀風塵》數位修復的成果（左圖為修復前）。
修護倫理，創作者的兩難
對於數位修復計畫來說，技術是容易教育的。不過團隊合作的觀念問題及修復倫理，則讓曹源峰面臨了真正的困境。
「剛開始年輕人有點排斥，質疑為什麼要做這些老掉牙的東西，那個時候我也蠻生氣的，後來才發現這些觀念需要溝通。」當五字輩的曹源峰遇上了七年級的數位修復成員，隔代落差導致了許多觀念的不同。看著這些年輕人對「台灣新電影」的不熟悉及陌生感，曾經讓曹源峰非常失落，但他只是用著對老電影的革命情感，繼續和這群活力熱血的孩子溝通。時間久了，七年級的成員也漸漸對這些台灣經典電影產生了情感，不但對自己的工作充滿使命感，每當要修復那一格格畫面時，也變得小心謹慎。
關於「修復倫理」這個複雜的課題，曹源峰也是第一次領教。究竟是要保存作品原貌？還是以現代的眼光修舊如新？這個問題，每個導演都有不同的思維。例如，陳國富導演為了調光工作，重新又觀看了一遍十一年前執導的《徵婚啟事》，雖然過程中不斷產生想重新創作的心情，不過最後還是選擇了還原電影原貌。陳導說：「雖然現在的技術能夠補足過去所做不到的，但我認為保留影片原貌比較重要，因為這是修復。」相對於陳國富的觀點，《熱帶魚》的導演陳玉勳，則是想要賦予影片新的生命，他說：「當年拍攝時有太多技術性問題是無法克服的，這次藉由再為《熱帶魚》調光的機會，希望能做一些不同的調整。」至於已逝世楊德昌導演的《恐怖份子》，中影團隊則是根據當年調光記錄為依據，以最專業的技術和判斷來重新呈現。
數位典藏，政府責無旁貸
數位修復後的影片畫質極佳，中影考慮到影迷需求決定發行藍光光碟，並且贈送DVD的版本。
「我們的。影展」數位修復計畫大功告成，隨即進入了戲院放映。票房雖不如預期，但是意外地吸引到許多年輕族群關注。為了擴大行銷的層面，以「MIT」為構想，著手進行商品產製，發行藍光光碟版本。對於大規模的行銷規劃，曹源峰說：「雖然也有思考市場目前是很尷尬的時期，但是既然數位修復後畫質那麼好，我相信影迷會想買下來做珍藏。若是藍光不夠普及，我們就贈送DVD的版本。」
有了好的開始，中影也希望邀集更多人一同加入電影保存及修復的行列。只是，曹源峰一句「畢竟這在目前看來是沒有立即商機的產業」，就一語道破了台灣沒有單位願意投入數位修復這件事的原因。以今年台北電影節重新放映《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修復版影片為例，這可是由導演馬丁史柯西斯成立的世界電影基金會委託義大利波隆那電影資料館進行修復的4小時完整版，而當片頭出現該片由世界知名品牌Amani、Cartier完全贊助製作時，曹源峰內心也感到憂心而感慨，畢竟修復的費用如此龐大，他其實也擔心民營公司在商言商，是否願意長期投入的確是個問號，「最後，還是用中影責無旁貸、捨我其誰的理由說服了老闆開始投入。」於是，終究一切還是回到了中影。馬丁史柯西斯在成立世界電影基金會時曾說：「電影就是歷史。每一吋影像的消失，代表著我們的文化及彼此的連結，正在消逝。」究竟我們的社會如何看待「電影保存」，是文創商品的再利用，還是人類文化遺產？或許，在不涉及商業利用下，政府是應該站出來扛下典藏的任務，而非只是考量能否文創、怎麼加值，才去決定下一步的走向，這樣緩慢的進展是來不及的，現在，就必須讓最基本的台灣電影資料得以留存。
目前電影底片的保存由於中影片庫設備不夠完善，已經與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合作，借重其存放空間及非商業性的無償使用與推廣，當中影需要使用時，再到館內提取出來。
中影這回執行數位修復計畫，因為挑選的電影在台灣影迷心裡，曾經都是一百分的模範生，要求多了，挑剔也少不了，首次的嘗試或許差強人意，但文化保存的理念卻在市場銷售中細水流長。關於台灣的故事自此洋溢外雙溪，希望這股支持電影「MIT」的精神能在島嶼台灣川流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