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的蛻變：由自足至永續發展的荷西時期
文/黃富三
現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近代臺灣歷史的特色是政權變動頻繁而經濟發展迅速。
臺灣在17世紀以前是一個相當封閉的自足經濟體，其對外關係僅有中、日商人之不定時來訪，進行物物交易，欠缺主體性。然而在荷蘭人1624年領臺後，建立近代式統治組織，並實施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政策，啟動經濟發展的腳步，並在此基礎上帶動社會、文化的變遷。
一、1624年以前之自足社會：候鳥期
十五世紀後，東亞商業日益興盛，臺灣位於航路必經之地，逐漸浮出舞臺。16世紀下半葉明朝開海禁後，東亞貿易更盛，華商活躍於各港口；16世紀末，日本亦鼓勵海外貿易，日商進出東亞；歐洲商人亦東來，拓展國際貿易，因此臺灣島之重要性益增。
對此神祕之島，華人稱之為小琉球、小東島、北港、東番，以及與臺灣同音的大員、臺員、大灣等名稱；日人稱為塔迦佐古、高山國（日文音為Takasago）等；西方人則名之為「福爾摩沙」（Formosa）。由於臺灣未有國家組織，各國商人逐漸以其為交易據點，而漁民、海盜亦逐利其間。
商人之「自由港」：
由於臺灣無一主權政府，不須繳稅，亦無行政干擾，形同自由港，各國商人逐漸在此自由貿易；其中以中國、日本商人最活躍。
漁民採捕地：
臺灣四面環海，寒、暖流交會，漁產極為豐富，尤其是澎湖，自古即以漁產著稱。臺灣西部沿海之漁業亦發達，其中以烏魚最重要，其卵所製成之烏魚子，乃華人桌上珍品，價格昂貴，每年冬季吸引大批中國漁民來臺採捕烏魚，稱之為「烏金」。
烏魚子是將鯔魚（俗稱「烏魚」）卵巢鹽漬後乾燥的水產加工食品，風味獨特，價格高昂。每年冬至前後，烏魚會洄游至臺灣西南部沿岸產卵，為圍捕烏魚的臺灣漁民帶來可觀財富，故將烏魚稱作「烏金」。圖為鹿港地區以日照曝曬烏魚子的情景 。〈曬烏魚子〉，蛙子拍攝，攝影年份：2008。圖片提供者：蛙子，網站名稱：數位島嶼。
海盜根據地：
隨著東亞貿易之興起，海盜亦入據，包括倭寇、中國海盜。如騷擾中國沿海的林道乾，於1564年為都督俞大猷所敗後，曾入據北港（臺灣），其後逃至占城（在馬來半島）。其後林鳳繼起，1574年自澎湖侵入臺灣，經總兵胡守仁擊敗而退走菲律賓。但若論與臺灣關係最密切的盜商集團，莫過於顏思齊與鄭芝龍。顏思齊是福建漳州海澄人，乃日本長崎之華僑，1624年密謀推翻幕府不成後，逃至臺灣。1625年，他去世後，鄭芝龍繼起，聲勢更大。1628年明朝加以招撫後，他全力掃平其他海盜，立功升官，至1639年，累升至總兵，因此得以壟斷中國貿易。他組織一支龐大商船隊，名為「一官船」，往來東亞各港，同時與在臺之荷蘭人訂約交易，成為國際大貿易商，富可敵國。
然而，當時臺灣僅是被動的貿易對象或暫時據點，有如候鳥之落腳地，欠缺經濟主體性，難以永續發展。
二、 1624年後荷蘭、西班牙之入主臺灣：旅舍期
16世紀中葉前後，葡萄牙水手經常航行經過臺灣至日本，目眩於其壯麗之景色，不禁驚呼Ilha Formosa（美麗之島），此即Formosa之由來。1598年，荷人出現於遠東，建商館於印尼萬丹（Bantam）1602年，成立聯合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enie，簡稱VOC），其後轉往巴達維亞（今雅加達），以此為總部，經略東亞。為拓展與中國之貿易，1604年，公司派提督韋麻郎（Wijbrant van Waerwijck）率軍佔領澎湖，但為明將沈有容諭退。1609年，荷人在平戶設商館，開始對日通商，更急欲與地大物博的中國通商。當時菲律賓已為西班牙統治，華人多前往貿易，荷蘭人為對抗其商敵，1622年再佔領澎湖，1624（天啟4）年，明朝總兵俞咨皋攻澎湖，最後雙方協議，荷人遷往臺灣，明朝則允許華人前往貿易。於是荷蘭首任臺灣長官宋克（Maarten Sonk）入據大員，設商館，建熱蘭遮城（Zeelandia，今安平），進行貿易與統治，開始荷蘭治臺時代。
另外，西班牙為對抗荷蘭，在1626年派兵佔雞籠（Santísima Trinidad），並築聖薩爾瓦多（San Salvador）城為據點；1628-29年，又佔淡水，築聖多明哥（Santo Domingo）城。西班牙人亦設商館招商，形成荷、西南北對峙之局。但荷蘭人無法坐視西人勢力之擴大，在1642年派兵北上，將其逐出北臺。至此，荷蘭人取得全臺統治權，直至1661-62年，鄭成功攻臺方結束。
荷蘭人與西班牙人派人管理臺灣事務，引進歐洲近代文明，促成臺灣的蛻變，特別是經濟活動。
熱蘭遮城（Zeelandia）由荷蘭人於1624年興建，是荷蘭領臺時的行政中樞，也是鄭氏三代治臺的居所，又被稱作臺灣城、安平城、王城。此圖原收錄在荷人Olfert Dapper所著《第二、三次荷蘭東印度公司使節出使大清帝國記》，詳細描繪出十七世紀建立在大員港灣的熱蘭遮城的建築結構與市鎮分布情形。〈大員熱蘭遮城與市鎮圖〉，Olfert Dapper，年份：1670，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圖片提供者：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網站名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西班牙人在1626年占領北臺之後，於雞籠港內的社寮島（今稱和平島）修築聖薩爾瓦多城（San Salvador）作為據點。本圖為17世紀西班牙人分布在雞籠一帶的勢力圖，出自日治時代翻攝重製的《臺灣關係和蘭古圖古文書寫真集》，圖中並可看到聖薩爾瓦多城的蹤影。原圖為Cornelis Vischbee在1667年所繪，現藏於荷蘭海牙國家檔案館。〈基隆圖〉，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圖片提供者：國立臺灣博物館，網站名稱：國立臺灣博物館。
三、臺灣經濟之躍進：轉口貿易與農商連體經濟的啟動
荷蘭人於1624年領臺後所實施之重商主義﹙mercantilism﹚影響甚大，臺灣被納入東亞甚至更大的世界貿易體系中，在第一次全球化運動中，開啟經濟成長的腳步。荷蘭人初期僅以臺灣為基地，發展東亞轉口貿易，主要進行中國絲綢、日本銀、南洋香料的貿易，獲取相當優厚的利潤。更重要的是，約自1630年代起，荷蘭人吸引漢人來臺發展農業，尤其是糖業，農業與出口貿易逐漸結合為一體，臺灣從此由自足經濟進入貿易導向之農業永續發展期。原來荷蘭人來臺後，發現臺灣自然條件適合種植甘蔗製糖，而糖乃具有國際市場的商品，因此獎勵具有產製技術的漢人移民來臺。其方式是：派遣船隻載運移民、提供土地與資金、興修水利、武裝保護漢人拓墾之安全等；而漢人則提供勞力、技術，甚至資金，從事實際開墾與製糖工作。在此一雙方各盡其力、各取所需的分工體制下，農業發展相當順利，首先是蔗糖業，其後是稻米業，而蔗糖則取代鹿皮躍居為第一大出口貨。此後臺灣的自主性經濟在本土萌芽、生根、茁壯，由於農、商密切結合，可稱為「農商連體經濟」，而此一型態影響日後鄭氏王朝、清朝、日本及中華民國之經濟走向，直到1960年代方為工商經濟取代。
總之，由於荷蘭人的政治力與漢人的經濟力之分工與合作，臺灣經濟發展之列車開始啟動，此後貿易導向成為臺灣的傳統，米糖為主的「農商連體經濟」也長期成為臺灣經濟之骨幹。
四、多元社會之浮現：定居期
在社會、文化方面，臺灣由南島民族之部落社會蛻變為近代之多族群、文化社會。
1624年與1626年荷蘭與西班牙先後入主臺灣，約有二千多名歐洲人居住臺灣。少數荷蘭、西班牙人如何統治呢？其祕訣是藉助傳教士兼理行政事務。一者以其有傳教熱忱，忠於職守；二者可減輕行政費開支；三者以其通土語，有助溝通意思。傳教士熱心佈教，積極展開教化工作。至1630年，西部海岸平原各地已建有基督教教堂、學校。他們傳入基督教，感化原住民，並創造原住民拼音文字，提高文化水準。著名的傳教士有Candidius、Robertus Junius等人，自1627年後先後來臺傳教。他們以南部平埔族為主要對象，尤其是新港社，以拉丁字母（亦稱羅馬字母）創出新港西拉雅語文，用以翻譯祈禱文、十誡、教義問答、新約等，教化相當成功。而新港西拉雅語文，在荷蘭人退出後仍使用至19世紀之清嘉慶年間，用以與漢人訂立契約，此即「新港文書」、「 墾方面制度外，？」番仔契」。
西班牙人於1626年佔領北臺後，亦推動貿易與傳教工作。貿易之發展不順利，但在傳教方面頗有進展。據稱1630年有信教者300餘人，1634年有320人；Esquivel神父亦以拉丁字母編《臺灣島淡水語辭彙》、《臺灣島淡水語基督教理書》等書。
此外，在1630年代，荷蘭人又招引大批漢人來臺發展農業，達四、五萬人，而且聚居於今臺南地區，形成漢人社區。漢人並將其社會制度與文化移植，塑造日後臺灣全面漢化之原型。
因此，臺灣首度出現包含原住民、歐洲人、漢人之多族群、多文化社會，其後各歷史時期又不斷有新移民進入，形成今日的多元社會。
Robertus Junius出生於鹿特丹，是荷蘭時代在臺傳教的第二位新教牧師。1629年，駐守巴達維亞城的總督Coen指派他到臺灣擔任G. Candidius牧師的助手。在臺期間，他曾以羅馬字母拼寫平埔族語製作「教義問答」等教材。〈傳教士Robertus Junius肖像〉，A. Montanus,Waterloo，年份：1645，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圖片提供者：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網站名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