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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台灣女性的中學教育

文/游鑑明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兼任教授

在許多台灣耆老口中的「三高女」，不但是日治時期的知名女校，也是台灣最早招收台灣女性的女子中學，而這所女校正是今天位在台北長安東路的中山女高前身。只不過，三高女原本設在士林，經過一再搬遷，1937年才遷到長安東路，在中山女高的校園中，還可以看到三高女的老舊建築。

「三高女」這個校名出現之前，這所女校更名多次，1897年，稱做「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女子分校」，是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設置的第一所女學校，次年，又改稱「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並設置六年制本科和三年制手藝科，手藝科招收本科畢業生後，成為當時台灣最早的中學女校，相當現在的初中。該校學生原先以士林地區的女孩居多，在主任本田茂吉的大力宣傳下，終於有其他地區女孩入學，1904年，學校出現14名來自中南部的女學生，學校因此聲名大噪。1919到1921年間，該校取消小學，先後改稱「台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簡稱「三高女」），就學期限也從三年延伸到四年。這之後，該校不再是唯一招收台灣人的女中，1919到1943年間，彰化、台南、嘉義、基隆、新竹、高雄、花蓮、屏東、宜蘭、台東、台中、馬公等地，陸續設置台灣女性就讀的中學。

圖為臺北第三高女新校舍全景。該校1898年初創於士林，稱為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設有本科與手藝科二科，專收臺灣優秀女子入學，與當時專收日籍學生的第一女高形成鮮明對比。1922年改名為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1937年建新校舍於今址，戰後再更名為北二女，今天稱為中山女高。〈臺北州立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新校舍全景〉。年份：1895-1945。圖片提供者：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網站名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圖為1898年臺灣總督府發布的「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規程」，說明本校乃根據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規則第四條，以教導臺灣女子普通教育科目和手藝為目的。普通教育科修業年限為六年，如學年齡為八到十四歲以下；手藝課為三年，招收十四歲到二十五歲以下女性學生。希望透過學校教育使臺灣人能更了解家政育兒的方法，而該校畢業生，亦多成為學校教員繼續培育英才。〈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規程〉圖三之一。年份：1898年。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圖片提供者：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網站名稱：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成果入口網。

圖為1898年臺灣總督府發布的「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規程」，說明本校乃根據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規則第四條，以教導臺灣女子普通科目和手藝為目的。普通科修業年限為六年，教授修身、國語、讀書、習字、算數、唱歌；手藝課為三年，教授國語、讀書、習字、算數，再加上裁縫、編織、刺繡等科目。。〈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規程〉圖三之二。年份：1898年。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圖片提供者：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網站名稱：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成果入口網。

此圖為臺北州立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內部。左側為光榮紀念堂，1937年校舍改建時，將原西門町舊校舍中的光榮紀念館移築至新校地，因為此紀念館為古蹟建築，亦曾是許多皇族造訪留念之處。〈講堂‧光榮記念館‧運動場〉。年份：不詳。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圖片提供者：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網站名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日本殖民政府剛推動女子教育時，願意入學或能完成學業的女孩並不多，因此，在「三高女」一枝獨秀期間（1989-1918），入學生人數每年多半不到50名，畢業人數甚至有8年在個位數以下，但該校始終維持嚴格的入學規定，1915年，還列有筆試，結果淘汰32名應考生，只錄取45人。隨著女學生讀書意願的增高，再加上，日本學生也想進「三高女」就學，該校的錄取率更是低落。這種以考試錄用學生的方式，成為當時進入女中的先決條件，但受應考人數與錄取人數影響，各地錄取率並不相同。

〈臺北第三高女手藝課情形〉。年份：1925年左右。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圖片提供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網站名稱：數位島嶼。（圖片來源：游鑑明訪問，1994。〈邱鴛鴦女士訪問記錄〉，《走過兩個時代的臺灣職業婦女》p.22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早期女子中學的課程主要是家政，包括插花、手工、家事，為的是培養具有日本女性婦德的賢妻良母。進入女子高等普通學校之後，課程內容才逐漸擴大，就同現在的女中一樣，有社會科、數理科、藝能科、語文科；不過，她們學的不是中文和中國史地，而是日文和日本史地、外國史，同時，還得學習日本禮節，有學生回憶，學習日本禮節十分辛苦，必須一整堂課都跪在榻榻米上，因此，課後常常雙腿麻木，無法站起。至於體育課，起初女學生因為纏足不方便行動，主要做簡單體操或遊戲，以後，田徑運動、球類運動都列為教學項目，甚至還有游泳課。到日本侵華時期，更增加國防體育，其中刺刀課程，要求女學生披厚甲、持木棍操練，台南女高還曾讓女學生到海邊學駕船，訓練敵前登陸、爬繩梯等驚險萬狀的活動。

中學女生除了接受多元課程之外，必須遵守嚴格的訓導規定，為灌輸日本國民精神，每天學生到學校的第一件事，是向天皇或皇后像致禮，並得參加各種與日本風俗有關的儀式活動，其中遙拜日本宮城、參拜神社、朗讀天皇詩歌，更是重要活動。而學生在校內或校外的行為，也受到嚴密監督，例如，三高女採學生自治與教官指導的雙管齊下方式，讓學生自重自愛；在住宿管理上，特別要求統整性，且訂有作息程序。同時，配合德、智、體、群、美五育實施校內、外活動，包括音樂會、舞蹈會、學藝會、吟詩會、遠足、登山、修學旅行、運動會等。

〈臺北第三高女射擊實習〉。年份：1931年。臺北：國家圖書館。圖片提供者：台北市文獻委員會。網站名稱：臺灣記憶網站。

表面看來，這些活動項目與現在的中學女校差別不大，但活動內容卻有部分不同。以遠足來說，為鍛鍊學生吃苦耐勞的精神，1920年代末期，曾舉辦耐熱強行遠足，當時三高女最先試辦，先後以淡水、基隆為目的地。由於路程遙遠，學校唯恐學生體力不支，做了不少準備，遠足之前，不但對學生進行體能檢查，還按每個人的體力，分成不同里程的隊伍；並規定行前一個月，每天得練習四里的徒步行走；遠足當天，沿途有醫護人員護送，中途則設有中、長程休息站、救護隊。根據1928年該校的統計，有73人的行走記錄長達14里以上。相較於該校剛成立時，女學生走走停停的短程遠足，強行遠足顯示台灣女性不再是弱不禁風，也激起彰化女中、台南二高女積極響應。另外，1927年，三高女舉辦全校登大屯山的活動，創下台灣女性首登大屯山的紀錄；當年，該校的14名學生和5位老師更完成攀登玉山的壯舉。在現代人眼中，這是稀鬆無奇的事，但在女性才開始受到重視的年代，她們的表現則深受矚目，成為媒體寵兒。

日治時期臺灣女性也會加入日本人組成的團體，三高女畢業的邱鴛鴦女士（前排右一）、李德和女士（前排左二）也加入了這個團體，擔任鄉里服務的工作。二戰期間保甲婦女團的團員須到學校旁邊的空地種菜，增加生產；同時領導地方婦女慰問傷患。〈嘉義保甲婦女團救護班團員合影〉。年份：1944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圖片提供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網站名稱：數位島嶼。（圖片來源：游鑑明訪問，1994。〈邱鴛鴦女士訪問記錄〉，《走過兩個時代的臺灣職業婦女》p.87。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日治時期的女子中學，不只提供中學教育，它的另一個特色是培養小學老師，在師範學校還沒有設置女子部的1928年之前，女老師的培育是由女子中學負責。前面提到的手藝科，便是台灣女教師的搖籃，當時該科的畢業生，多被延攬到公學校（小學）教書；1919年女中改制後，中學部附設的師範科和講習科，成為小學師資培訓班，專門招收中學畢業女生。因此，和當前的女中比較，日治時期女中的性質較為複雜。

〈畢業紀念冊-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內地修學旅行寫真帖〉。年份：約1922-1945。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圖片提供者：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網站名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而令人好奇的是，日治時期女中畢業生除了當老師之外，她們是不是也努力邁向大學，繼續深造。由於殖民政府不重視高等女子教育，先後只設置兩所高等女校，而且招收人數不多，於是有志就讀大學的高女畢業生，只好出國留學，但也限於經濟富裕的家庭，才有能力送女兒出國讀書，絕大多數女生則選擇不再升學。

不過，在日治時期能讀到高女，是相當了不起的事，一方面是這時期擁有高女學歷的女性不多；另一方面是，高女的教育讓她們從傳統禮教束縛中解放，能充分發揮潛能，呈現現代女性的特質。因此，當時許多家庭以迎娶高女畢業生為光榮，各個行業也喜歡雇用高女畢業生；中日戰爭結束後，台灣政壇首次出現的女性民意代表，更以高女畢業生佔絕大多數。這些現象與今日不能同日而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