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茂桂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一、漂泊來台的人們

大多數人說臺灣的「外省人」族群，指1945年9月之後到1955年大約十年間來臺的大陸各省老少人士以及他們在臺灣出生的後代。合計在此期間抵台的人數估計約百萬人，其中又以1949年六月之後到1951年之間抵台人數最多，約占了90％，其中包括號稱「六十萬」的大軍（這只是宣傳的數字）在內，而估計當時來臺軍人中有八成是屬於單身無眷來臺（但不一定為未婚）的男性。

戰亂將一群背景混雜的人推向臺灣，他們之中上有國民黨國高官顯要，包括上千位的中央民意代表，沿海諸省資本工業家，中層有流寓文人、小資與知識青年，下層又有流亡學生、大批（或被迫或志願）從軍的士官兵、大陳撤退軍民以及中南半島孤軍與其眷屬等。在這個「軍民同胞」複合體系之外，還有1950年、60年代間被剝奪基本公民權利的政治犯，他們來自大陸各地，因為各種原因而被整肅、槍斃或判刑坐牢的受難者。

二、歷史現實與矛盾的結

說到外省人分布的籍貫（省籍），也是中國大陸東西南北都有，雖然以南方以及沿海諸省像江蘇、浙江、四川、湖南、山東、廣東、福建等地的人佔了相對的多數。在進入1956年之後，因為「中（台）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一方面戰火逐漸遠離台海，另外一方面因為人類渴盼親密社會關係與生殖的共同驅力，單身在台的外省男性和本地婦女共組家庭成為普遍的新人口現象，這就是今日臺灣外省第二代多是「芋頭蕃薯」（父外省、母臺灣）的歷史與驅力。

面對這樣複雜的人口與歷史現實，現在大家常把「外省人」當成一個方便的「族群」用語確實是有疑議的，所以我常將這三字把放在括弧裡。其實「外省人」作為一詞彙，有兩個語言的背景：第一個背景是中國沿用很久的「籍貫」制度，第二則是與之相關的關於祖先來源的父系社會想像。前者規定了地方與統治者之間的臣屬位置，統治者得據以區分並管理人民，依籍貫派遣人民勞役、抽賦稅、辦科舉以及遂行中央政府對於各地方的統治。而後者則為人民對於祖先來源的空間聯繫與文化想像，不同的祖籍的群體據此彼此區隔劃界，進行分工合作，也可能進行衝突甚至械鬥。所謂籍貫、祖籍的差異，經常會搭配上語言、信仰傳說、儀式、血統、階級地位的差異，這讓籍貫的分化、籍貫的意識顯得更具體、更容易覺察。

「外省人」作為一種通稱的分類法，並不是臺灣所特有，在中國大陸對日戰爭時期，四川省湧進了大量的「下江人」，當時稱他們為「外省人」。又如現在在中國境內戶籍制度仍然非常重要，而在沿海以及各都會因為招募外省市的剩餘勞力，都有關於「外省打工群體」的說法。而臺灣的「外省人」的用法之所以出現，確有其特殊時代背景。一方面民國政府普遍傳承了清已降的中央對地方的籍別治理，一方面則沿用日本在臺灣推動的戶籍登記制度。所以，在臺灣立刻出現了「臺灣省籍」與「非臺灣省籍」的分隔」。而1945年九、十月間雙方初次接觸，隨即因為期望落差以及涉及到權利與尊嚴的衝突，出現「省籍隔閡」，演變為現在「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群體分類的開端。光復十個月後發生的「二二八事件」，繼之軍隊鎮壓、白色恐怖與威權統治，大中國與臺灣獨立主張的衝突浮現，數十年間促使「省籍隔閡」以至於日後的「省籍矛盾」問題複雜化。

三、成為公共論述的議題

台灣從1981年起已經立法廢除了戶籍制度以及所有官方文書中有關「籍貫」（本籍）登記的規定（只剩下「出生地」一欄）。而臺灣「省」也在1999年正式虛級化，是以「外省人」的想像，不但不像客家、臺灣南島民族、福洛語族，可用特殊的傳統語言、儀式或日本時代的戶籍登記來構築族群疆界的「真實性」，甚至連「籍貫」也快要從制度上消失了。同時，文化中過去對於父系血統的強調，也在性別平等、性別主流化、普遍通婚的潮流下，受到侵蝕。

但是這並不表示「外省人」的討論，作為一種公共議題，就因此停止，事實正相反。因為在1990年代某些政治取向的論述中，「外省人」先是被當成為「臺灣民族」的「族群」組成分子，被當成臺灣「新住民」加以一體平等「接納」，但也有時被當成不認同台灣本土的「懷抱中國的流亡者」、壓迫者與階級優勢者，進而排斥「外省」群體其為公民的正當性。臺灣不同政治立場人物，常在政治競爭中的口水戰中相互輕視、蔑視對方的背景，而發表帶有歧視的觀點，也讓「外省人」不得不持續成為公共「問題」，這和台灣民主程序中的總統大選，統獨藍綠，國家認同矛盾重疊。最後的結果，就是原本來源複雜互異的「外省人」面貌，一旦被吸納進入這樣的政治公共論述中，當年百萬人的境遇，歷史複雜性，日後數十年的各自路徑，以及來臺後的「外省人」庶民生活史，面貌被簡化，越來越單純與同質化。

四、數說生命的記憶

1949年後的六十年，經歷一甲子的歲月，2009年可以說是「外省人」議題公共化的一個轉捩點。這一年中共建政六十年，而1949年「勝利者」的慶祝卻無意間帶動了世人對於當時「戰敗者」的好奇與興趣，就是讓第二代人激發更願意去面對歷史中「失敗者」的「真實」。其中引起重大迴響的代表就是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以及好評如潮的齊邦媛的《巨流河》。這個轉捩點對於臺灣的特別意義，就是重新面對「外省人」庶民眾生當時可能面臨的歷史境遇。兩位作家代表不同世代，文體與文字互異，但在某一角度來說，都是不以成敗論英雄，呈現了個人的不可負擔之重和集體命運之間的牽連。從小人物的「私密」的命運，原來不重要的，去看時代的「大歷史」，也讓讀者有機會去感受他者的脆弱與堅軔。

採取同一庶民生命史觀點的「臺灣外省人生命記憶與敘事」數位典藏資料庫，於2006年亦開始透過民間團體的合作、個人的捐贈與研究者的調查，將典藏資料分成三個不同的主題：

（1）分離之情（難投遞的「家書」）與具有性別觀點的書寫方式（「女書」）

（2）被遺忘的外省人返鄉運動與「山東流亡學生」

（3）用對照的地景呈現的外省人的不同處境（熱血青年被處死的異鄉埋骨地與大陳義胞的信仰地易地興旺）

這裡沒有大人物，沒有英雄豪傑史，卻有足以觸動反思行動並教人油生感佩、感念、感慨的議題，也就是在私密與公共論述間那條常難以訴說的情感與記憶的接縫。我們人正因為有記憶, 才有存在，我們也因為有情同感，才有理解與諒解的能力，因為有過去，才能面對未來。

發表日期： 星期一, 四月 15th, 2013  |  分類：生活與文化, 藏品的故事, 觀察室歷史文章  |  瀏覽:2,137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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