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時兒童教育：皇國民鍊成計畫
文/陳涵郁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公共服務組研究助理
隨著1937年「支那事變」的爆發以及其後中日戰爭的啟動，戰爭氛圍逐漸擴散到海洋另一端—殖民地臺灣島，在持續了8年之久的戰時體制之下，臺灣初等教育（略等同今日的國小教育）共轉換了兩種學制：前期依循1922年公佈的《臺灣教育令》，臺灣子弟6歲後可就讀公學校、日人及少數臺人則進入尋常小學校。到了1941年，臺灣開始與日本國內同步，採行以培育「皇國民」為目標的《國民學校令》，公、小學校一律改稱「國民學校」。
除尊奉《教育敕語》外，學校教育朝「國體」、「敬神」、「忠君愛國」、「滅私奉公」等政府宣傳口號看齊，務求將孩子「鍊成」忠良的「少國民」。
到了資源吃緊的1943年，為了強化殖民地的社會控制、思想改造與皇民化的迫切，當局仍決心在臺灣啟動義務教育。另一方面也因屆齡兒童皆須上學，可編入以班級為單位的奉公動員單位，在人力運用上更有效率。戰爭期間就學的兒童，也因此擁有獨特的戰爭期經驗。
戰爭初期，學校較強調精神層面的動員，如定期神社參拜（為出征戰士祈福）、清掃、耕種神饌田、朝向神宮與宮城遙拜等，在學校也會設置神棚。其實1919年《臺灣教育令》初次公布時，已明定公學校須在臺灣神社例祭日時集合學校師生參拜或遙拜，1930年代起，臺灣總督府遵循「敬神尊皇」的理念大肆建造神社，要求民眾力行對天皇和國家效忠奉仕，學校也在節日、遠足、畢業旅行等日子安排參拜活動，學童成為「敬神尊皇」影響最深的一群。除了與國家、皇室有關的祝祭日外，戰爭時期學校也特別重視日本傳統節日。太平洋戰爭開打後，為了紀念12月8日的開戰日，又增加了「大詔奉戴日」。
〈昭和十八年度南投南國民學校初等科學校新入學記念〉，作者不詳，年份：1943。南投：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圖片提供者：賴貫一。網站名稱：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成果入口網。
除了身體力行的儀式與參拜，教師在課堂經常對學童講解時局、宣揚戰績，頌揚以生命報國、「玉碎」等武士道精神，也能激發兒童對士兵的憧憬與愛國心。
戰爭時期的課本、教材也進行調整，首當其衝的是在推動國語普及的目的下，初等教授科目中的漢文科在1937年1月被刪除，而《修身》與《國語讀本》，則增添更多皇國思想與戰爭相關內容。
此外，科學教育—特別是航空教育，在戰時受到更多的關注，如定期舉辦學童參訪飛行場與飛機的活動、仿效德國將「模型航空機教育」列為國民學校「藝能科」的正式科目等。
德、智教育外，學童的身心健康被視為國家的重要資產，在此概念下，1941年國民學校科目中「體操科」改稱為「體鍊科」，區分為體操與武道，是每週佔5～6小時的必修課程，無論女孩男孩皆須演練，女孩授以薙刀、男生則學習劍道、柔道等。固定於秋季舉辦的運動會，也在活動項目及會場佈置顯現了鮮明的時局特色。配合「國民精神總動員」之名舉行各種健康宣傳活動，也是戰時特色之一。
在二戰期間度過童年的耆老們至今仍記憶猶新的，是幼年唱頌的軍歌，它們以悲壯旋律搭配歌詞，在各種集會、遊行等具群眾感染力的情境下反覆唱頌，令學童留下深刻印象。在軍國風潮影響下，畢業時常以《愛國行進曲》、《海行兮》（海行かば）替代原有的畢業歌曲。改制國民學校後，原名「唱歌」的科目被改為「藝能科音樂」，並在「修鍊皇民之道」的目標下，臺灣總督府出版的多種唱歌本，都出現了有關戰爭、國威發揚、歌頌軍人等歌曲。
〈洪素香國民學校初等科修了證書〉，作者不詳，年份：1942。南投：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圖片提供者：賴貫一。網站名稱：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成果入口網。
戰爭時期，學生常要被動員參與各項與軍務有關的課外活動，大致可分為遊行活動、軍事援護、勞動服務等三類。
為了歌頌為國從軍的精神、提振民眾向心力，學童被招集加入歡送軍人或軍伕踏上征途的遊行行列，以全校為單位一起出動，人手一支太陽旗，隨著樂隊踩著整齊的步子走，高唱以臺灣歌《雨夜花》曲調填詞的《愛國軍夫》或《送出征兵士之歌》，不時還需隨眾呼喊「萬歲」。此外，若有日軍出征的「捷報」傳來，亦需出去遊行一番以資慶祝。在夜裡的「提燈行列」，大人小孩手持紅色小燈籠（鼓仔燈）一同遊街，一邊唱軍歌。針對戰死者，則舉行肅穆莊嚴的恭迎儀式。
軍事援護方面，主要是協助出征軍人、軍屬的家庭處理農事，舉行學藝會或表演會、寫作文、做慰問袋、縫千人針、寫千人力等安慰出征者及其家屬的活動。
描繪學生們遠足到港口觀看日本軍艦英姿的景象。以「愛國」為繪畫題材，教育灌輸學生的國家民族意識。〈思ひ出﹙回憶﹚〉，日本文部省編著，年份：1943。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圖片提供者：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數位科技設計學系。網站名稱：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成果入口網。
戰爭時期，後方的經濟支援相當重要，學童的勞力也被善加運用，例如種植蓖麻、將農業實習成果送給皇軍、蒐集廢金屬等，這些活動照片常被刊登在畢業紀念冊上，且加上讚許、愛國等形容詞。隨著戰局擴大，初等學校中的兒童義務動員的情形亦不輕鬆，兒童勞動動員時間佔1年的3分之1。此外，另有少女團／少年團（即今日的童子軍）組織，原本是自發性地以地區或學校為單位成立的，在課餘時間也代表學校進行上述公共服務。
另一個戰時教育現象，是皇國主義與戰時色彩亦逐漸滲透到幼兒保育內容中，「國語保育園」是此時期獨特的幼兒國語教育機構（最早出現於1936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當局更加重視從幼兒期開始學習日語的幼兒教育，由於幼稚園在設備及師資較耗資本，國語保育園、國語講習所等則借用廟堂、小學教室即可開設，在當局以及地方人力物資的協力下，數量上的擴增十分顯著。
傳達愛國思想教育的繪畫題材，描素日本戰末時期，人民不分老少均將積蓄與物資奉獻予國家。〈みもん袋﹙勞軍慰問袋﹚〉，日本文部省編著，年份：1943。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圖片提供者：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數位科技設計學系，網站名稱：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成果入口網。
較富裕家庭幼兒就讀的「幼稚園」、「託兒所」等育幼機構，在遊戲、唱歌、美勞中大量出現軍事相關主題，園生也積極參與歡送出征士兵、祝捷遊行、紀念日懸掛國旗、出征軍人家屬慰安會、製作慰問袋甚至捐款，期望幼兒也能擁有身為「皇國民」的認知。
隨著戰事的擴大與白熱化，針對兒童所做的戰爭宣傳與勞動奉公等行動也愈來愈頻繁，但是以「少國民鍊成」為目標的學校教育及這些對精力、體力的需索，是否能成功型塑學童的認同，值得玩味。
〈少年團〉，作者不詳，年份：不詳。南投：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圖片提供者：賴貫一。網站名稱：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成果入口網。
